我总是会安排一些会见，组织一些交易会，采取一些措施，并安排一些节日。这样让居民们感到他们和城市是联为一体的，让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故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塔吉尔以及州里的其他城市抱有一种自豪的感情。
安纳托里·卡尔波夫在取得对高尔奇内的胜利以后写了一本书，名为《明天继续去战斗》。他在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虽然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但却并非是无中生有。他写道：“甚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大的地区连一个象棋俱乐部都没有”。一天，我跟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们约定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届时来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保证让你看到象棋俱乐部。”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并开始放开手大干起来。我们腾出一个旧房间，彻底进行了翻修，并在它的旁边建起一个宽敞的礼堂，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房间，这样一个漂亮的象棋俱乐部就诞生了。
我给卡尔波夫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将在某月的某一天等着你。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起来的还有宇航员谢瓦斯季亚诺夫和苏联的全国象棋协会主席。来了很多人。我们举行了剪彩仪式。我对卡尔波夫说：“您剪吧，因为这个象棋俱乐部正是因为您的倡议才得以诞生的。”最后，我们在象棋大厅举行了欢庆活动。活动开始以前，我对我们当地的棋手说：“你们找一张好的绘图纸，并将这位作家在书中的那句话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样大的地方甚至连一个象棋俱乐部也没有’。”卡尔波夫进行了发言。这时，人们将写好字的这张巨幅绘图纸摆好到他的跟前，并建议将它撕成碎片。此外，人们还请求这位作家在此书再版时，把这句话从书里删掉，使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永远洗刷掉这个耻辱。他因此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兴奋地将这张纸撕成了碎片。他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我们州的州界。作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兹拉托乌斯特。
我没有停止体育锻炼。当然已经不再在球队打球。我从州委委员里挑选出几个人组织起一支排球队。很快，在我们州委不打排球便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个星期我们举行两场比赛，每星期三1场，从晚7点半打到10点、11点钟，每星期天还要打1场。有些委员甚至全家都加入了球队。如，我们州委两个书记的妻子——涅丽亚·热捷涅娃和丽达·彼得罗娃就玩得很不错。比赛通常都打得十分精彩和激烈。可以说，人们的感情和比赛交织在一起，这一点甚至大大超过了比赛本身的意义。比赛还可以帮助人们散散心并摆脱紧张的情绪。这时，除排球之外，别的体育项目我就没再练了。我打球也仅仅是为了散散心。
从一开始工作起，我就开始定期和各种不同层次的人进行会晤，要么有时请来学校校长和老师，或者和1000名卫生部门的职工、1500多名学生、50名少先队辅导员、书记、总工程师、师傅、厂长、年轻的党员，以及那些工龄很长、经验较多的党员们、区执委会主席、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学者等等进行谈话。当时在社会处于停滞时期的情况下，这些会晤和谈话还是非常少见的。这个时期，人们一般不谈那些敏感的问题，即使是举行会议或者是会晤，或是庆祝什么作家、将军，或者某一个四星级英雄等等也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没有管理政事，或换句话说管得越来越少。因此，苏共中央的书记们也开始群起而效之。结果，我们的工作成为绝对的独立自主。有时，我们也得到中央下达的指示和决议等，但这也只是为了做做官样文章，供统计使用。不过，当有些问题超出州的权限时，比如有关设施的建设，或者要解决一些有关食品的问题以及有关基金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就到莫斯科，找主管我们的苏共中央的同志，他是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西蒙诺夫。顺便提一下，西蒙诺夫是一个好人，他奉行的方针是不干涉我们下面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他很了解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也知道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等。有时，他打来电话，半开玩笑似的数落你几句。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从我开始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那一刻起，西蒙诺夫就给我上了一堂很有教育意义的、令人终生难忘的课。当时，我们州里正在举行宣传标语展览。我去参加了开幕式。我们刚走进礼堂，就被拍了照。稍后，这张照片被刊登在州委的机关报《乌拉尔工人》报上。第二天，西蒙诺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开始教训起我来。一般他不会教训人，声音低低的。但是，这次他却是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顿，说什么，我的照片照得真不错，表情也好，这一下子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都会知道，我照相是很上相的，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他很会批评教育人，可细细听来又好像没有什么让人受刺激的话。总之，这堂课对我非常有教育意义，令我终身难忘。从此，我就注意不要在州里的报刊上出现自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