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组织在1976年11月2日召开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拉祖莫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拉祖莫夫在会议上向大家宣布：“由于里亚博夫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因此，建议叶利钦同志接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提纲。我觉得应该这样做。然后举行了投票选举，同以前一样照例是一致通过。我简要地谈了我自己的主要想法。我说，应该首先关心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用高效率的工作来进行回报。这是我的信条。我今天还始终相信这一点；应该和州委第二书记商量，并作出决定。
那时州委的第二把手卡洛温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心里很不痛快。因此，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工会任主席。他在那儿干得非常卖劲。唉，没办法，像这样每一次干部调动都是十分复杂的事情。每一次，我都要在心理上事先做好应付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准备。需要大量地更新州的干部队伍，尤其是撤换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干部。比如，我就曾经建议州执委会主席鲍里索夫退休。州执委会在鲍里索夫的领导下在州的生活中起的作用显然是很不够的。作为苏维埃政权，它本应当好好去搞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建设，从事社会文化领域的建设，使这些功能渐渐地从党的机构转到苏维埃政权机构的手里。而党的机构应该更多地从事那些属于政治性的问题。鲍里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退了休。这样，就空缺一个席位，需要找一个年富力强的聪明人来担当。我在脑海里把我所熟悉的各级领导人过滤了一遍。最终，我想起了安纳托里·亚历山德洛维奇·梅赫连采夫。他担任基洛夫工厂的总经理，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副博士，曾被授予过奖章。这人正当青春年华。我知道，梅赫连采夫的人品也非常好，在群众中享有威信。他善于迅速地应付局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可是他非常年轻。我建议他担任这一职务。他最初没有同意，后来答应考虑一下。我向他施加了压力。最后他终于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担任了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执委会主席。我认为，我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逐渐地，我培养了一支我自己的干部队伍。这一队伍强健有力、朝气蓬勃。我们大家一起制定了我们州主要部门的发展纲要。这些纲要非常重要，有深刻的内容，是经过大家周密考虑后才着手制定的。每个纲要都要在州委会上进行审议通过，然后才能付诸实施。我们州委的会议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在秘密的会议上，一般是每一个人都谈谈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对我自己的要求。我有意识地要创造这种务实的、坦率的气氛，这样可让给我提意见的方式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成为工作中正常的东西。自然，我也并不总会同意对我提出的所有批评，有些批评伤害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尽量地改造自己。
紧张的工作又开始了。我这个人一辈子最不顾惜的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其他人也都受到了感染。他们也开始按我的旋律进行工作，尽量做到不掉队。比如，那个梅赫连采夫就是如此。也有人承受不了这么紧张的工作，那就少干一点。我对这些人也并不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主要的是，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成绩。虽然我们大家之间逐渐地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和辩论，但这都是务实和建设性的。我还进行些家庭拜访。这些拜访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我发现，我们州实际上不仅仅是45个城市，如果加上州里的区和市镇，那就有63个。我决心要走遍这63个城市，而且要至少每两年走一次。我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我的这些视察并不是简单的旅行而是严肃的工作。我和积极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村庄的居民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谈话。
在视察时有一次，正好赶上是我的生日，这真是很巧。每当我过生日时，我总尽量避开那些成千上万的生日祝贺。我当然不是躲在家里或者州委里，那样，不管你怎样东藏西躲，你总会被找着的。我总是驾车前往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农场、地里，也就是在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和普通的人民说说话。我不喜欢传统的庆祝生日的方式。那样，你坐在寿星桌后面，人们一个个抬眼望着你，心里想，你似乎有多么的伟大啊。那样我总觉得不自在。我更愿意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帮助人们做些实实在在事情，并顺便解决些问题。我这样得到的愉快要比在家里得到多得多。因为我有收获，一天没有白白的度过，并且我正是以这种方式给自己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