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1935年—罗斯福以极其高明的手段，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将他的新政目标变为法律。同时也有这样的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同最高法院斗争时期——他一再试探并发现他的权力所受到的外界限制。但有时他根本不作任何努力——尤其是他在国会里取得永久影响的时候有时他所作的努力过少，而且也太晚；有时——如在实现党的巩固和改组以及经济纲领等任务中——他看来似乎缺少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才智。
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罗斯福好像已忘记他在1933年发表的那篇就职演说所提供的重大教训：果敢的肯定足以改变某一形势的政治格局。那篇演说不止是一篇演说，而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其影响所及，曾掀起了一股支持新政府的浪潮。一个领袖应当运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乃是他本身——他本身的个性及其对其他人的影响。当群众的舆论被含糊地引向领袖所代表的方向，但还缺乏深度和实感的时候，领袖的具体行动可以左右舆论，使之对自己有利。领袖是在各种政治势力处于均衡状态下进行活动的，而他的行动则可以改变整个平衡局面。当然，在1937年以后，只做演讲已经不够了，因为危机的感觉已经消失，民众的态度已经变得冷漠。但1933年的就职演说毕竟不失为一个标志，表明罗斯福一旦采取了果敢肯定的立场，其作为领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罗斯福未能建成一个推行新政的自由主义联盟和一个新的政党，这一点更是一个确切的例证。因为，当时材料都已具备，只待他进行正确的调制和塑造。当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大部分美国人是反对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条路线去重新组织政党的；但1938年当罗斯福以总统的名义提出建议，要求抛弃旧的政党界线，并要求各个党派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支持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时，赞同这个建议者比反对者增加了一倍。这里所缺少的关键一环是罗斯福没有建立长期性的和有效的组织，以便为重新组织政党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尽管那次清洗失败了，但它却显示出北部及边疆各州重新建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潜力。
至于外交政策，罗斯福在公众舆论可能发生转折的关头没有给予人民所需要的指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35年和1936年，当时人民对于战争的恐惧本可加以引导，以利于他制订国际主义政策，而不是孤立主义政策。他对国外形势获得较多情报，对外交政策也更理解，但他却没有加以利用，以指导公众的看法。
的确，罗斯福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受到他周围政治势力的摆布，而不是由他来主宰这些政治势力。在一个民主国家，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但民主体制也给独创性的政治领导提供了用武之地。束缚罗斯福手脚的势力，既是那种无法驾驭的政治环境，也导源于他本人的行动和个性。他不能改造他的党，不能调整对外政策的态度，不能重新组织国会或官僚机构，而且也无力解决经济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目的和手段两者如何圆满结合的问题上缺乏应有的献身精神。
罗斯福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领导才能，是否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愿意改变他的政治处境——即加于他身上的种种压力，关于这些，与他最接近的一些顾问则提供了经验。他的智囊团罗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既有孤立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在他第一届任期内，这些人协助他协调对立的政策和思想。但是，尽管这些个人随时进出，不断更新，这个智囊团在罗斯福负责民主党领导工作的后期，却仍然是一个混乱、分裂的集团；而当时，罗斯福在行动纲领方面所需要的指导必须更直接、更明确地针对着国内业已扩大的新政的目标和在国外采取的更坚定的行动。他没有强迫他的顾问们为他的新的需要服务，相反的却让他们过分地限制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害怕对任何一个顾问或派别作出许诺，结果他却过度地卷入所有这些派别的分裂当中。
罗斯福在一定意义上既屈从于他的政治处境，又屈从于他自身。他在各派势力之间进行斡旋，而不愿重新加以组织；他以折中调和的态度去对付周围所有的人；他对集团之间、领袖之间的角逐和斗争，极力加以平衡，他出色地而又兴致勃勃地采用随机应付的手段。他讨厌空洞的理论，对人们及其思想有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对他周围势力的消长反应十分灵敏，所有这些习惯对罗斯福都起了束缚作用。他缺少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所必需的那种强烈的、几乎是狂热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