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对拨出五百万美元来加固关岛防御工程一事是赞成呢，还是反对？”
罗斯福：“拨款五百万美元加固关岛防御工程，有这么回事吗？”
记者：“这是我的理解。”
罗斯福：“‘加深港底’。”
记者：“想你已明白我的意思了。……”（笑声）
记者：“为了不造成混乱，你能阐明一下你在关岛问题上的立场吗？”
罗斯福：“我不认为存在什么混乱。”
记者：“你赞成了？”
罗斯福：“不，我没有。”
经过更长时间的交谈后，总统说，有一项疏浚关岛海港的建议，他是同意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自从1933年以来，罗斯福的名字一直是胸怀坦荡、临危不惧的象征；而现在正值举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国际局势时，他这个人的领导魄力又到哪里去了呢？
当一个领袖不再符合他在人们心目中原来占据的象征性位置时，他的膜拜者总是迷恋着他的形象，而把种种错误归于他的一些顾问身上。1939年流传着这种说法，认为罗斯福的麻烦其实是由于赫尔胆小怕事和肯尼迪信奉绥靖政策。这些传说是不真实的。不错，赫尔行动不够迅速果断，但他起来反对禁运法，却在罗斯福表明立场以前就开始了；他把现存的立法称作是替代国际法确定原则的“一个断了尾巴、四肢不全的、可怜的”代替品。与这类话相比，罗斯福的话就温和得多了。至于肯尼迪，罗斯福是知道他同情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和所谓的“克莱夫登派”，并且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器重他。但罗斯福对他的这位大使却抓得很紧；当肯尼迪将他要在伦敦发表的一篇谈话稿送审时，总统和赫尔逐字逐句地加以推敲，务求其措辞与符合政府的既定政策。
总统有他自己的策略。关于他的审慎态度另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由于遭到国会和人民的反对。一个国际间的或集体的安全纲领遭到了反对，这个问题当然不能轻易地撇开不管。1937年曾就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每二十人中就有十九人明确表示反对。大部分的人都宁愿相信，国会会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而不信任总统。“和平”与“中立”这两个象征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他们往往把二者等同起来。当然，这些态度都多少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却十分强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是发生了如下事件的一个时期：著名女飞行员劳拉·英戈尔斯从飞机上向白宫撒下“和平”传单；库格林神父和约翰·刘易斯大力煽动孤立主义情绪；对某些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浪潮”。对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及其恶果的痛苦记忆，给人们的心上留下了隐隐作痛的痂疖。
不尊重人民的这种感情而企图一意孤行，显然是要闯下滔天大祸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引导民情朝着接近他所认为的美国利益所在的方向前进。然而，一提起这个问题，势必又要接触到罗斯福领导艺术包含的矛盾实质。
因为，在国外震动性的事件的冲击下，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美国人当然还是坚持他们“不卷入战争”的立场。但从慕尼黑会议到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很大一部分人都转向全力支援英法两国但不参战的立场。到1939年9月，约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民赞成积极支援英国、法国和波兰；其中不到半数的人主张马上或随后任何时候提供军事援助，而多数人则赞成只援助粮食和物资。这百分之三十七的主张干预的人面对着一个顽固的孤立主义集团，他们根本反对给双方任何援助。介于这两者之间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主张，除非按现购自运的原则，否则美国应拒绝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
正是这为数众多的中间集团给总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这批人一方面坚持要保住不介入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深知遭受袭击的国家需要美国的援助。这批人和主张干预的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强有力地支持了罗斯福关于不参战但要全力支援的政策。然而这几百万的中间派是否可能认为，1939年实施的现购自运办法并不意味着对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物质援助呢？不，没有这种想法。以后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现购自运的办法，即使实际上只有英法两国得到了供给。毫无疑问，这些中间派的态度也是混淆不清和犹疑不定的。但这一情况却给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这种肤浅的、游离不定的民意是最容易加以影响的。正如怀特黑德所说，某种局面对于拿破仑来说是个机会，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则造成了无法控制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