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
人们一直断定1940年在美国历史上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三年来，两党的政客们一直费尽心机，使用尔虞我诈的手段来迎接这个关键性的选举年。入秋以后，又有迹象表明，欧洲待命出动的军队和轰炸中队，将在新的一年中转入大规模行动。国外任何决定性的事件对于美国势必造成严重影响。
首先，1940年将要对斯芬克斯的谜作出解答：罗斯福是否争取第三次连任？如果争取的话，他是否能成功呢？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一次年会的聚餐会上，惯于用诗歌和唱词来嘲弄这位权势人物的衣冠楚楚的新闻记者们，展出了一个巨大的纸扎的斯芬克斯像，从她挂着微笑的嘴里伸出了一个长长的烟嘴。
记者们有充分理由展出斯芬克斯像；三年来，他们为了寻找答案用尽了种种狡诈手段。而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总统三年来也总是巧妙地加以回避，有时用机智的反唇相讥，有时则是或真或假的愠怒。罗斯福不止一次使记者陷于尴尬，大出洋相。但追问仍然无止无休。在1939年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厄尔·戈德温使出了一个新招，他趁记者们纷纷进入会场时，他兴高采烈地对总统说：
“我们祝愿你在1940年将遇到许多重大的事件！
“不要说得这么含糊嘛！”总统笑着回敬了一句。
“我们是从你这里学会的，总统先生，”戈德温又说。
“好啊！”总统继续笑着说，“你的话很中听。”
总统对这件事内心深处有什么想法呢？人们对于一切蛛丝马迹，对于总统脱口而出的片言只语以及他的每一张任命名单，都要仔细加以推敲，探索其可能的含义。到1940年，对于他的意图进行猜测已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猜谜游戏了。然而，大多数人的猜测都失之武断或错误的假定，如说罗斯福已决定再度参加竞选，或放弃竞选；他的一切行动都来源于这一不变的决定。
人们不理解他们的总统。罗斯福生性并不喜欢提前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就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然后不顾艰难险阻对这个决定坚持不放。他在大部分政治生涯中，惯用的手法是给自己的行动路线留出两种选择的余地：在形势需要时，他可以舍此就彼；他掩护自己的退路，以便在突然撤退时，无后顾之忧；并且象狡猾的狐狸一样，故意弄乱其来踪去迹，让别人莫辨其真实意图。与他以往所面临的种种处境相比，这一回第三次竞选则更需要谨慎处理。
首先一点，总统对自己的愿望确实也不甚了了。到1940年坐落在海德公园的粗石藏书馆和建在山顶上的
梦庐都接近竣工了，它们宛如请柬一样，经常召唤他重温海德公园的生活和撰写回忆录。特别是经过了几年焦灼繁忙的总统生涯，这些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一年里，他开始比以前更多地谈论达切斯县的生活及其历史等细节。此外，他在第二届总统任内所肩负的重担，遭到的挫折，也开始给他的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圣诞节时期的紧张活动没有使他感到兴奋，而是疲惫不堪。1940年初，他患了一次流感，缠绵了几个星期才告复元。他在晚年的倦怠之感已经开始了。
“不行，不行，丹，我真的干不了啦！”帕尔金小姐回忆起1940年初罗斯福对汽车司机工会主席托宾说过的一段话。“我得转过这个弯去。我需要休息。我想回海德公园老家。我要去照顾我的树木。我在那里种植了大片的树。我要让农场有收益。我得赶紧修好我山顶上的那座小楼。我想写历史。不行，我真的干不了，丹。”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罗斯福不能不考虑逼他再度参加竞选的种种理由。他一定要争取被提名为候选人，否则一个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或者一个骑墙派就会被提名。而且，如果国际形势一旦恶化，譬如说，如果德国有可能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接受提名。
某些人面临这样的处境，也许会心乱如麻，十分痛苦，竭尽一切力量要作出决定。罗斯福却不这样行事。他所作的决定就是要保留他的决定。待机而动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保留参加竞赛的可能性，他就可以继续控制全国参与总统竞选活动的政客——他在党内的知己朋友，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制订纲领的新政派——这些人只有在看准总统大势已去时，才会去赶别人的浪头。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民主党大会代表们的支持，包括那些在没有看准风向以前要支持中立人物的代表们。他还可凭借他仅有的一点威望对国会施加影响。他可以保护他的实力地位以便与外国打交道，在国际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共和党在民主党开会前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他可以坐待分晓，看谁是他的竞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