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认为事件和现实本身会教育公众。他们确实受到了教育——但却不够迅速及时。每当侵略行动和美国舆论两者展开竞赛时，前者总占上风。1939年最初几个月是最大的考验。罗斯福的最大希望是他能向希特勒表明：对于纳粹准备进攻的那些国家，美国将给予物质援助。总统的策略是以一个健全的设想为基础的：如果要使美国不陷入战争，万全之策就是把战争排除在世界之外。但他没有把舆论引导到他的那个“不参战但要全力支援”的立场上来，却顺从舆论随波逐流。实际上，有时当舆论极力主张美国应承担更多的义务为抗击侵略作出共同努力的时候，罗斯福却跟在舆论后面裹足不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那篇所谓“隔离”演说和以后的所谓“美国边疆延伸到莱茵河畔”的说法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这一切都使他震惊。
罗斯福眼前的问题当然不是一般的孤立主义情绪，而是盘踞在国会里的那个庞大的孤立主义集团。毫无疑问，他担心一项重大的议案一旦在国会山遭到了挫败则他想援助民主国家的希望也就永远破灭；国外的美国朋友一旦丧失信心则更会滋长绥靖气氛。如果这就是罗斯福对付国会的策略，那么，1939年春天废除禁运条款的结局本身已说明他的策略失败了。也许，如果他反对禁运的立场表明得更早而且更公开和更一贯的话，他完全可能在1939年春赢得那场斗争。而事实上，他只是在知道他有把握取得国会中多数人的支持的时候，他才发出战斗的号角，从而导致了那年10月废除禁运条款。这一次又是时势完成了教育公众的工作，而不是总统——但这一次时机又悲惨地失之太晚了。
任何领袖都不能按一己的意愿自由行事。即使希特勒，也得对付他手下一批军人对他的抱怨和拆台；甚至斯大林也要和落后的农民以及党内与他争权的对手进行斗争。罗斯福的处境则尤为困难，他是国家这只航船的船长，但许多水手争着要去掌舵，把帆的海员又各怀异心。这样的航船当然只能迂回曲折地绕过暗礁险滩，紧贴海岸徐徐前进，以便风暴骤起时可以安然地驶入港湾。对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才能的考验，不在于他是否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首先在于他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手头现有的材料，其次在于他是否能创造新的材料来帮助他满足他的目的的需要。
1939年底，罗斯福已临近第二届任期的最后一年。这正是考验他是否具备上述两种领导才能的时候。他的目标的大体轮廓一直是很清晰的：即国家安全，人民富裕。
但截至1939年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经济情况从衰退那几年以来，固然有所改善，但也只恢复到三十年代中期那种动荡不定的水平，失业者还有几百万。总统又比大部分美国人看得更清楚：他们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危险。
国家这只航船尚未抵岸，但也没有搁浅。那么，这位船长又是如何行使其职责的呢？
不可否认，那些暗礁和浅滩是极其可怕的。企图另辟航线——即为新政目标制订出一个自由化的纲领—安全抵达彼岸的任何尝试所遇到的直接障碍是，美国缺少一种前后一致的自由化传统；要想制订长远的经济规划所遇到的直接障碍是，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知识有限。为了使举国上下通力去争取和平，反对侵略而需要建立一个前后一致的外交政策，却又遇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政治与行政手段，也同样难以创造出来；要想建立一个更坚强的
总统党来支持新政，却又和现存的政党制度下联邦性与派系性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冲突。盘踞在国会里的老顽固派粉碎了所有为在国会中建立一个制订新政政策的普通党员集团而作的努力所粉碎。甚至要想建立一个更团结一致的行政部门而作的努力也遇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离心倾向，以及公众对行政权力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所造成的障碍。
但在这些宣告失败的战斗中，究竟何为创造性的领导才能呢？我们是否能说，罗斯福曾经做了尝试却失败了呢？究竟是运气不佳，还是船员离心离德，或是船太破旧，以致他不能达到彼岸？或是由于他个人的过错？
仅以玩弄权术为能事的政客和具有创造性领导才能的政治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前者承认既定的政治条件，然后制订出最能适应现存条件的活动内容和一套方针政策；后者则有意识地企图改变他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环境，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朝他所要求的方向前进。前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后者则凭着自己的政治才干，加上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扩大他的活动空间。他所追逐的不仅是赢得选票，而且要有意识地去改变各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如舆论、党的权力、利益集团的压力、政治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