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上，参议员们又在怒吼咆哮。孤立主义分子又重复他们念熟的台词：不要理睬“欧洲那些好战分子”，不要卷入推行强权政治者的狡猾把戏，等等。但有一点他们却不幸言中，他们指出当时情况和1917年的参战非常类似当时不是引起战争吗？美国总统不是偏袒了一方吗？暗地里不是承担了义务吗？为了偏袒一方，不是制造了种种借口吗？主张废除中立法的一派，对总统的意图心领神会，强调废除中立法的立足点正是为了不让美国陷入战争，并强调新的法案要求交战国付款取货，用自己的船只运走。
立法者在沉重的压力下展开了争辩。北达科他州的一名国会议员写信给总统时说：“你可以充分相信我会投票支持撤销禁运条款。”但十一天后，他却捎来一张口气哀伤的条子，说他并未改变初衷，无奈来自家乡的请愿书、信件、决议以及电报给他的压力太大，因此他也许要投票保留禁运了。这个议员又说：“当一名众议员，已不再具有我初来时那样巨大的吸引力了。”
最后，在德国侵占波兰一个月以后，即那年的10月底，参院以63对30票通过了取消禁运一案，立法措辞中有不少妥协与含混之处。众院几天后也照样予以通过。尽管侈谈什么非常派性质，表决仍然遵循党派路线。
这时发生了一件比中立法更重要的事情—至少从长远来看如此——总统10月间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的科学家举行了一次谈话。两个月前艾伯特·爱因斯坦曾写信给罗斯福，谈到有可能发展一种新炸弹，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威力；萨克斯这次来谈的就是关于核裂变这一领域里最新的发展情况，使人感到很不妙的是纳粹德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最初罗斯福似乎心不在焉，因此没有注意谛听——一切看来十分遥远，并且还处在理论阶段——但一旦领会到问题的全部含义，他就立刻行动起来了。机器立即开始运转，未来的曼哈顿计划也就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奠定了基础。由于罗斯福继续愿意为不可测的未来发展，冒险投下几十亿美元，这个计划一直向前发展，直到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而达到了可怕的高潮。
然而，在1939年的秋天，这一切看来尚属遥远的将来。“在华盛顿这里，白宫是非常宁静的，”总统写信给肯尼迪说，“普遍的感觉是静坐观变，等着看明天将会带来什么变化。”
作为政治领袖的罗斯福
早在1939年2月间，总统的一个朋友转给总统一封别人写给他本人的信。那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政府的。他的这封信为不能理解罗斯福谨慎行事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说话，字里行间充满失望和愤慨：
“你为何不说，我们崇拜的偶像FDR①，不要再旁敲侧击，应当通过广播，向他的人民讲几句老实话呢？当然，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马其诺防线。我们当然不能坐视英法两国挨打。我们当然应该准备支援他们——先以军火来支援，如果用军火来支援还不够的话，则拿出我们所有一切来支援。
“为什么尽说废话不见行动呢？为什么要容忍那些脚踏两只船的参议员们欺骗美国公众，使他们相信美国可以逃避另一次战争呢？为什么不向美国人民说明无情的现实以免为时过晚呢？你我都彻底了解：只要德国元首和意大利领袖深信我们将要参战——盖洛普民意测验也表明人民是要求参战的——那就根本不会发生战争。……
“不要胡说什么为民主、为严格的中立创造安全的世界吧。更令人信服的实际情况却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我们最后必须制止那些穷国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掠夺富国的猖狂行径。……”
这封信中流露出来的全部激情并没有打动总统。
对他非常感谢他告诉厄尔利说。“请转告我非常高兴读到他的信，而且刚好在我动身去海上巡游以前。……”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其他人——甚至其他国家元首——都曾要求他出面带头反对侵略，他也不为所动。
相反的，总统的行为几乎是对“谨慎”一词的歪曲。1939年初，他在取消禁运的斗争中曾一度显然是要急流勇退，因此他叫皮特曼否认政府曾经插手他的提案。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罗斯福完全采取闪避态度。1939年1月，国会正在考虑关于改善关岛港口的建议。下面是当时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