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着手把他长期准备就绪的应变计划付诸行动。这时他的思绪不断地把他带到二十年前的上次世界大战，当时他床头的一次电话给他带来了海上最新事变的消息。他对眼前这种危机情况似乎并不陌生，倒像是重新捡起一件打断了的例行公事。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像是重温1914年危机时期的旧梦。张伯伦痛心疾首，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军。9月3日（星期日）上午，一群纳粹头目正聚集在柏林总理府内前厅，突然一名译员从人群挤过去，径直走进希特勒的书房，口译了最后通牒。当翻译完毕，希特勒沉默无言，好一会儿呆坐不动，然后，冲着一直强调英国不会作战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恶声质问：“现在你有什么话说？”在外面前厅里，戈林做了回答：“如果我们打输了这一仗，那么求上帝保佑我们吧。”
那天晚上，总统对他所谓的“整个的美国”发表了演说。他一开始就声明，直到那天清晨，他还一直幻想奇迹出现，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和制止对波兰的侵略。
“你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掌握住国际间外交关系中存在的一个简单而不可更改的事实。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和平遭到了破坏，那么，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也就处于危险之中。
“你我都可以耸耸肩，轻松地说：发生冲突的地方离我们美国大陆，离我们整个美洲这个西半球有几千英里之遥，对我们美洲国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所能做的就是不予过问而是去干我们自己的事情。尽管我们热切地希望置身于纷争之外，而现实却迫使我们认识到：通过广播传来的每句话，在海上航行的每艘船只，正在发生的每次战斗，无不与美国的前途息息相关。……
“我们的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国地位，但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便一个中立者也有权认清事实，甚至对于一个中立者，我们也不能要求他昧着良心。
“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说过：我经历过战争，我痛恨战争。
这话我还要一次、再次地说下去。……
“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一定不让和平在美国遭到扼杀。”
此以后的几天，德国部队和坦克更加深入波兰腹地，德国潜艇出没于世界的各个航道，总统仔细地思考了中立问题。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曾希望，只要战争发生，他就可以命令海关税务人员扣留德国船只；但司法部长竟断言这样一种行为势必被解释为战争行动。当时找种种借口使停泊于纽约港的德国巨轮“不来梅号”延期起航，几乎使它未能返回德国，这个事件确让总统感到满意。他还尽可能地推迟发表按中立法案规定必须发表的公告，以便利英法两国还有一些时间购买军火。然而都是些这无足轻重的行动。关键问题乃是废除禁运条款本身。总统把这个问题列为他在1939年秋天的主要任务。
赌注已下。措辞文雅但流露出痛苦心情的呼吁书，源源不断地从参战的民主国家寄来，要求美国提供物资援助，否则断难取胜。总统立即采取行动。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要求国会废除禁运条款。他谴责1935年的中立法案是背离美国传统的中立政策的。“我很遗憾，国会竟然通过了那个法案；而我居然签署了那个法案，这使我同样感到遗憾。”他告诫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得擅用和平集团这个独一无二的名称。他说：“我们全都属于这个集团。”
尽管这些话很率直，但罗斯福的行动却十分谨慎。在他提出废除中立法案的要求时，他强调通过不卷入纷争的手段来实现和平，而避免说出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民主国家反抗侵略者。他对国会施加一切可能的影响却又不露痕迹。他要求阁员和友好的国会议员们拉票。由于安排官职而造成的不满已设法予以消释。他把皮特曼及其一伙白银大亨收买过来，答应提高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他争取兰登和诺克斯的支持，是通过那些和上述二人有来往并与白宫比较接近的报界人物。他还要求州长和市长们给予赞助。一大批突出的商界人士也是他网罗的对象。操纵舆论的大部分工作则委托给一些私人团体，特别是依靠威廉·怀特的“修改中立法以争取和平的无党派委员会”。白宫悄悄地和这些团体取得合作，决不公开地去领导一场废除中立法的运动。
“我简直是在鸡蛋上行路！”总统写信给加拿大总督特威兹穆尔勋爵时说，并请他把访美计划推迟到中立法斗争结束以后。“……眼前我是什么不说，什么不看，什么也不听。”他取消了他本来要对民主党女党员所作的演讲；他中断其他事务，为废除中立法的斗争开路。关于参院内的斗争形势，他每天有时每小时，都迅速收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