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春天是危机中间的沉寂时期，罗斯福的呼吁像4月风暴过后灿烂的阳光。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莫斯科也加以赞扬。但轴心国的领袖们却嗤之以鼻。当时正在访问墨索里尼的戈林嘲笑呼吁书的作者患有初期脑癫狂症；墨索里尼则认为更可能是蔓延性的麻痹症。
但主要的反驳却来自希特勒。他出席国会，在为他的政策作了长时间的辩护后，对罗斯福的呼吁逐句地加以批驳，并运用了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的各种论调。关于三十一个国家的问题，希特勒说他已问过所有被指名的国家，它们是否感到德国的威胁，每个国家都回答“没有”，希特勒的这一席话引起听众的一片喝彩声。他把自己和德国都打扮成为受迫害者，极尽渲染蛊惑之能事。
“罗斯福先生！”希特勒叫嚷说，“我完全理解：你仗着你们国家幅员广大，财力雄厚，自认为你对全世界的历史承担责任。……而我，亲爱的先生，却置身于一个比你的国家要小得多、也逊色得多的地方。……”
尽管这篇冗长的讲话实质上只是一连串的反唇相讥，但希特勒使用反嘲的手法极为高妙，讥刺美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窘态又颇中要害，因此很投合德国国内外舆论的胃口。他只就他的对手的论点进行回击，而不回答有关他未来侵略动向这个中心问题（也许他是有意仿效总统的做法，因为罗斯福1936年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为答复兰登的质问而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也是采用这种以攻为守、对主要问题不予理睬的手法）。从现场效果看来，希特勒占了上风了；于是孤立主义分子大为得意；“他自讨没趣”，纳埃说。总统对独裁者的无礼当然感到愤怒，但暂时也只有保持沉默。
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件武器了——就是把希特勒提到的那种力量即美国的雄厚财力放到天平上去。罗斯福再一次为废除或者修改中立法案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而进行斗争。这个条款现在已引起公愤，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它都会迫使总统不问侵略者或被侵略者，而对所有国家一概不提供武器。
这一斗争仍然进行得很不顺利。从1月份以来，总统在议案问题上一直严格地遵循不干涉政策，放弃公开领导，也不施加私人影响。赫尔本人也不敢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因此，许多事情只得仰仗该委员会主席皮特曼；但这个内华达州人亦不能胜此任；他对中立法案的关注，不如他对与他的选民有关的白银价格问题的关注；而委员会里的一些孤立主义分子如博拉、约翰逊、拉福莱特、范登堡等人都是不好惹的。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参院内既然受到了挫折，政府就只得转向众院。这一次，总统终于亲自出马了。他私下对众院领袖们说，取消禁运也许可以阻止欧洲爆发战争；而一旦爆发战争的话，取消禁运也会使轴心国取胜的可能性减小。他认为轴心国有一半取胜的可能性，对由此而带给美国的种种影响，他描绘出一幅黯淡的图画。
这些都毫无用处。众院通过了一个新的提案，但保留了禁运条款的实质内容。罗斯福感到震惊，他考虑抛开法案，独行其道；但又不敢走得太远。欧洲战云密布，他把参院领袖们召集到白宫来磋商大事。他把自己长期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向他们作了总结后说：“我已放了我的最后一枪了。但我认为我的弹带上应该还有一发子弹。”他重申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必须趁早投入其物质力量，否则后果将无法挽回。赫尔发言时，语气甚至比总统更为沉重。
参议员们只穿衬衫，手里拿着饮料，舒舒服服地围坐在总统的书房里。最后博拉发言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个有着一颗雄狮般的脑壳的老牌孤立主义分子。
“今年决不会爆发任何战争，”他说“所有这些歇斯底里都是制造出来的，人为的。”
“我希望这位参议员先生能到我的办公室来读一下电报，”赫尔说。
博拉挥手不让赫尔说下去。“我在欧洲有情报来源，我认为它们比国务院的消息更可靠。”
赫尔听了这话几乎要哭了。罗斯福把身子靠到沙发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加纳逐个询问是否有足够的票数，从而将废除禁运的提案提交参院会议讨论。最后，他转向总统：
“那么，船长，我们只好面对现实了。你没有足够的票数；事情也只有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