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工作室多年来都保持着旧貌，只是他的书桌上零乱地摆着的小摆设越来越多，例如小人像、动物、打火机、旗帜，等等。他好像把这些小玩意都看作自己的老朋友，和它们难分难舍。最能反映罗斯福个性的房间，倒不是他在白宫侧翼行政大楼的办公室，而是二楼上他用作书房的椭圆形办公室。这是个宽敞舒适的房间，窗上挂着深绿色窗帘，墙壁雪白，屋内摆满了印花布覆罩的家具，家庭纪念品，成堆的书籍、集邮册，以及柯里尔和伊弗斯的版画。此外，由于触目皆是海军油画和舰只模型——这些模型，有的放在架子上，有的放在瓶子里，或架在一些空隙处——这间房子充满了浓厚的海军情调。然而这种情调，乃是对昔日美国快艇驰骋海上、英勇迎敌的壮丽场景的缅怀，但并不预示在一个扩军备战的世界里的疯狂的海军竞赛以及巨型的战舰、肮脏的油轮、成群的潜艇等不祥之物。
虽说他已经接近六十岁了，但这五、六年的白宫生涯对他的身体并未造成多大变化，有时他的脸显得歪斜，呈现灰色，看来是苍老多了，但这往往是在一场感冒头痛以后才有的现象；在华盛顿，他总是受到此病的折磨而深以为苦。一旦去温泉休养几天，晒晒太阳，或乘游艇在海上巡游一次，他脸上疲倦的皱纹也就霍然消失，他的面孔依然是健康的棕褐色，神色不减当年。总统从来没有患过什么重病；1938年有天晚上，他在海德公园曾晕倒过一次，但几乎立即康复了。
罗斯福身边的僚属也保持着一种稳定性。1938年厄尔利、麦金太尔、莱汉德小姐以及格雷斯·塔利都还忠实地伴随左右，詹姆斯·罗斯福在1938年中期结束了他的秘书职务，去梅奥诊所医治胃溃疡。总统的侍从武官沃森“老爹”深得罗斯福及其秘书们的信任，因此留下来加入了秘书处。1939年的机构改组法批准总统可以增加六名总统助理，并大力宣扬，这六名人选必须是一些
不求闻达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他对这六名人员的挑选和任命也是不急不忙。
罗斯福和他的全体僚属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庄亦谐；既不失总统职位及其个人的尊严，又准许下属开开轻松的、甚至过火的玩笑。他总喜观贬低沃森在钓鱼和打猎上的本领，与厄尔利或麦金太尔就选举或其他的什么事情打赌。慕尼黑危机发生后不久，当时，因肺部损伤去北卡罗来纳州养病的麦金太尔给莱汉德小姐写了一封短笺。这封信与涌向白宫的那类信件相比，真是大异其趣。总统立刻欣然提笔：
我亲爱的麦金太尔先生：
我时常被一些事情所感动，但很少有像你给莱汉德小姐的信使我读后那么感动的。这是她偶尔给我阅读的少数信件之一。我们两人都感动得落泪了。
你在北卡罗来纳州深山中给我们以全力支持，对我来说，其意义胜过赢得佛蒙特州。
令人高兴的是你和你贤惠的妻子都是笃信上帝的人，这就使你们两位不会纵酒，也不致走上邪恶的道路。
但愿你和你全家没有因为共和党造成的大萧条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还能够为孩子们添置一些鞋袜。
你真是一个好公民，一旦我们要和希特勒打起仗来，我相信你一定会第一个报名参战。
你的朋友
弗兰克林·D·罗斯福
国际危机也没有过分地影响总统的工作习惯。他日理万机；打电话，与个别人交谈，责成有关部门答复正式信件，对私人信件亲自回复，给秘书和内阁官员写短札，出席晚间会议。在通常情况下，他与赫尔取得密切的合作。这两人，一个以灵活机动，足智多谋，一个以固执、谨慎、刻板；两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罗斯福行事的惯例，总是不把自己局限于行政渠道。他经常直接找态度冷淡、讲究实际的韦尔斯商谈国事，也同富有才干的伯利频频接触。此外他还和一大群大使、公使、罗马教皇、家里的老相识如考克斯和巴鲁克，以及无数的海外朋友等经常保持联系。他深知外交政策牵涉甚广，影响深远，为了寻觅主意，商量对策，他不仅找国务院人员，也与伊克斯、霍普金斯、华莱士等人探讨世界形势。
尽管总统总揽整个过程，但由此纷乱局面产生出来的任何对外政策，却绝非出自一人之手。事实上，这些政策。与其说是国内制订的对外政策的既定计划和纲领，不如说是对国外事件的临时反应。外交官茶余饭后的闲谈札记，快速外交邮袋传递的冗长信件，外国领导人的官方声明，由轧轧作响的电讯仪器收录后经过翻译、油印、打上“机密”字样的紧急电报——所有这些带来了国外事态瞬息万变的消息。由于仍然缺少一个坚定的战略，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制订者们，在他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为探索国际事态的意义，为地球上这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如何能起作用而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