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像纠缠在一起的多股线头，很难理出一个头绪。罗斯福既要专心致志地应付国内事务，又要密切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他究竟何时侧重于此，何时侧重于彼，其间是不存在急剧的转折点的。尽管总统在以后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他要从“新政博士”这一角色转为“打胜仗博士”的角色，然而事态发展的变幻莫测，却不允许他进行这种单纯的转移。1938年3月正当他为解决国内工商业衰退的问题而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德国纳粹党征服了奥地利；那年稍晚时候，正当他着手清洗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希特勒长驱直入，占领了苏台德区；1939年初，在总统忙着对付一个难以驾驭的国会时，希特勒竟一口并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进而窥伺新的目标了。
早期的“新政”尽管具有孤立主义的倾向，总统却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现在，当他的第二届任期刚及一半的时候，他决不让国外事件引起的喧闹淹没了他在国内执行的自由主义的施政计划。一方面是国际局势急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政治与经济情况不断变化，在这样的处境面前，如何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而同时又让“新政”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罗斯福总统第二届任期后两年内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甚至对于罗斯福政治上的老谋深算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风暴骤起
希特勒采取外交、威吓、颠覆三管齐下的手段于3月15日攻下捷克斯洛伐克残存的一个邦——斯洛伐克，把它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匈牙利捡起元首扔给它的一块骨头，一口吞下了卢西尼亚。看来，独裁者和军国主义者所到之处，无往不胜。日本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出了领土要求，它包括马尼拉西南的大片区域。德国部队占领了梅梅尔。3月末，佛朗哥粉碎了共和政府的抵抗，攻占了马德里。十天以后，墨索里尼占领了阿尔巴尼亚。3月初，斯大林做了一件事，虽说不比侵略行为更令人震惊，但却更具有不祥之兆：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唆使德国人”向俄国进犯。
罗斯福神情严峻地阅读一封封电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一生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这种矛盾交错、瞬息万变的局面。”局势每天迅速变化，无可否认，他对眼前的事也无法理出一个明确的头绪。国务院一些官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他们不知希特勒下一步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进攻。张伯伦在得知希特勒的动向后，开始还坚持不改变他原来的路线；谁知两周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宣布英国要确保波兰的独立。正是这个波兰，六个月前它曾帮助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沦陷后，总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也不过是他的老一套外交手腕，即提出抗议和进行不痛不痒的谴责。他批准了韦尔斯针对“无法无天的行径”所发表的抗议声明，并考虑对德国进口商品实行抵消关税。然后罗斯福又间接对墨索里尼进行试控，提醒他希特勒野心勃勃，询问这位法西斯领袖是否可能采取主动，争取和平。但几天以后，墨索里尼悍然侵入阿尔巴尼亚，对罗斯福的试探不啻当头一棒。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局势稍呈沉寂，总统连续几小时谈论急剧变化的形势。对有些问题，他是心中有数的。布拉格的命运足以证明，希特勒的目标不只是想使德国人重行团聚。绥靖政策是一个失败。张伯伦的立场现在变得强硬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而一旦英法两国一败涂地，希特勒很可能施展军事与经济威慑双管齐下的战略，进而攻占拉丁美洲国家。
但是究竟采取什么行动呢？在所有的不愉快事件中，罗斯福受到震动最大的还是佛朗哥的得势，因为这恰好是他自己的政策导致的恶果。在他看来，禁运分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指示皮特曼加紧活动设法修改中立法案或予以废除。当这项议案仍在参议院的机器里慢慢运转迟迟不决时，总统决定采取另一个典型的罗斯福式的行动。
4月中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总统突然行动起来，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完全相同的呼吁书。他要求他们把问题拿到会议桌上来，实际上，也就是要他们把“枪炮置于会场外面”。他的这个呼吁的中心内容具有一个新颖的手法——他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询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够承诺不进攻三十一个国家，并将这些国家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呼吁书的结尾把决定人类命运的责任寄托在大国首脑的身上。翌日，他对记者作解释时，一再强调——为了不使“国会山上我们的某些朋友”发生误解——呼吁书绝没有背离他的“不卷入纠葛、不承担义务”政策。他说，他答应扮演的角色不是调停人，而是中间人，其作用正如邮政局、电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