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新政派担心民主党的衰败使它不能成为实行进步政治的支柱，因此主张建立忠于新政的总统派，这种派系可以把党从地方性的争吵中拯救出来，使之致力于全国性的纲领。组织总统派的尝试夭亡了。然而，如果总统给予指导和支持的话，本来是可能成功的。新政已经在党内激发起生气勃勃的因素，它们把纲领放在地方利益之上，它们关心的主要是改革和复兴的全国性政策。通过与这些力量合作，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他对全国党的机构的控制，总统足以对付新政的反对派，而且也是可能使中立分子转而支持新政。
这样做究竟会不会成功无法回答，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尝试过。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清党本身表明，长远的、经过良好组织的努力可能在许多州起作用。因为清党确曾在两种情况下奏效了——在北部城市区，在那里曾有所规划而不完全是仓促上阵；在南部某些州，在那里白宫帮助的是地位巩固的在职者如奥康诺，而不是想搞掉某个地位巩固的反对派如佩珀和巴克利。清党的结果的确划出了总统力所能及和无能为力的区域的大致分界线。
要是总统在第一届任期内曾经认真培育党内的新政派势力的话，前一种区域无疑的是会大得多的。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总统没有重视他所领导的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的潜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为争取1932年的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作了巨大让步，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种让步对他的约束，包括接受加纳和其他保守派进入内部核心。他在第一届任期内的成功，使得他的那种个人领导的方式看来似乎可行，凭着他无穷的智慧和吸引力，他克服了一次一又一次的危机。于是，罗斯福就不从长远着想去花功夫把党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政治家，罗斯福关心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选举地位，而不顾党要付出多大代价。运用他自己的政治手腕，总比去改善摇摇欲坠、散散漫漫的党组织要容易得多。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未能把党建设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充分承担党的领导义务，在于他始终想保持选择策略路线、包括退却路线的自由。罗斯福的许多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策略家——他的敏锐、他的善于扮演各种角色、他的能攻能守、特别是他个人的吸引力和诱人的魅力——但这些特征却不适合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坚定的努力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支持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后一种情况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一种既定的战略——而这正是罗斯福所不愿承担的义务。
他从未忘记伍德罗·威尔逊的深刻教训，他脱离了他的追随者，前进得太远了。不过，也许他也没有充分领会威尔逊的教导，“如果总统带头，党就不能不跟他走。”如果罗斯福曾按照精心择定的目标来领导和组织党，如果他曾唤醒农民、工人、领取救济者、白领工人、宗教和种族的少数集团等广大群众并使他们与党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他能运用他自己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来对付利益集团的联合势力，那么在第二届任内，新政在国内战线上的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所以只有对领导一词作最狭义的理解时，才能说罗斯福是一个杰出的党的领袖。一方面他把党联系（也许是松散地）到一个纲领上；他给它带来了辉煌的胜利，他从思想上使它转向新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使党从属于他的政治需要他没有把它作为自由派思想和行动的泉源而充分利用其潜力；同他刚成为党的领袖时相比，他并没有使这个党有些强大，至少就其基础而言是如此。
然而，在评价他对党的领导时，有一点是可以为罗斯福辩护的。就在新政在国内进入尾声之际，有一些新问题和新势力正成为全国和全世界注意的中心。不管他的变化无常和权宜应付的弱点如何，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他具有应付新情况的行动上的灵活性。在世界事务中危机接踵而至的1938年和1939年，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灵活性。
第十六章外交：轻微的指责，严正的抗议
总统在他那充满纷乱事件的第二届任期里，似乎更渴望身边有个安定的环境。他每天照旧8时左右开始一天的活动：在床上进早餐，让他的医生、海军医官罗斯·麦金太尔匆匆地给他进行健康检查，然后浏览一下《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这六份报纸，特别关注有关白宫的报道和社论。有时他还未起床或正在穿衣的时候，他的秘书或一位阁员、国会议员之类的人就进来，关于当天要办的事与总统说上几句不得要领的话，轻松地开几句玩笑。10时30分，他坐着轮椅，被推到办公室，开始一连串的短暂的约会，一直忙到吃过午餐，延续到下午。随后的时间用于口授回信。当来信堆积特多的时候，总统晚上还得继续处理回信。来信甚多，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回信要短。“任何一封来信，一般只要简要答复两句即可，”这是他有一次对他的儿子詹姆斯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