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过去一向是小心谨慎，而在1938年却一改常态，把政府的全部政治砝码——金钱、宣传、报纸影响、联邦官员以及他本人的声誉——都投入了地方选举，力图把他的政敌清洗出去。他在主要方面遭到了失败，而他的失败大半归咎于他早期的政策。在遭受白宫五年的冷遇后，地方候选人和党内集团都不服从总统的管教了。为什么要服从呢？白宫并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好处。
实行清洗这件事本身就是罗斯福典型的应急措施。虽然背叛党的问题好几个月来已很突出，清党的想法在1938年冬天已经形成，但是当局的做法绝大部分都显得在最后一刻是匆忙、不合式甚至是十分笨拙的。在有的州，白宫的干预只是使得党内反对派更加对立，却不足以保证使之落选。罗斯福自己采取的策略更是鲁莽行事与犹豫不决、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与诡谲的幕后活动二者奇怪的结合。
然而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其主要失败还不在于清党。问题在于他当了六年民主党全国领袖以后各个州的民主党的状况。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劳工、新政派、民主党保守派吵得不可开交，罗斯福把它比喻为但丁的地狱。深刻的分歧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大伤元气；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等州的民主党因为在1934年和1936年两度被白宫遗弃而无所适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党则分裂为有组织的民主党、“每星期四赚三十美元”运动的支持者和许多其他派别。
更重要的是纽约州民主党的情况，因为罗斯福对他自己那个州的政治形势知之甚详，而且也没有禁止干预该州事务。对于1933年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的干预是非常巧妙迂NE93A的，若干年后政治家们仍在争论他支持的究竟是民主党的哪一派，他是否非常想让拉瓜迪亚当选。1936年他鼓励纽约州成立工党以便有助于他再次当选。法利、弗利和其他的民主党人指出，工党总有一天会反对该州的民主党，而他却嗤之以鼻，但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到1938年，纽约州的民主党比过去许多年更加削弱，而且更加四分五裂。
这是罗斯福的特点，他把1938年选举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各地民主党候选人和领导人的弱点。其实原因要深刻得多。总统没有从基层起建立更强大的党的体系，没有使之更直接地响应全国性的领导和更紧密地配合新政纲领及措施，这就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很快就被以在位的或正在争夺职位的州或地方领导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所填补。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大大巩固了地方党的集团，也大大巩固了他们组成的利益集团。新政在全国范围内使各种利益集团摆脱了懒懒散散的状态而成为有可能破坏罗斯福联盟的政治势力集团，与此同时，新政也促使地方集团脱离白宫的控制。
在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威廉·艾伦·怀特给法利写信说：“如果我们亲爱的领袖在约翰·刘易斯和卡特·格拉斯两人之间找不出共同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抡起大锤把两人间的巨石打碎，不再管什么党不党，而是在大锤下的一片碎石上去拼凑他的政策吧！”这位有眼光的堪萨斯州人的评论很能代表当时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总统已经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了那么多只兔子，难道就不能再变出一只来吗？
清党事件表明，他变不出来了。帽子是空的。但是怀特的建议对作为党的领袖的罗斯福是一大考验。总统还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他有无可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党？美国政党制度的性质，特别是民主党，是否排除了为实现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更广泛的新政而必须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习惯势力相当强大。美国的党派制度并不容易改变。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就是一些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的控股公司，而这些集团又以这样一些人为中心，他们掌握着或正在争夺无数州的或地方的职位——例如州长、县长、州立法委员、市长、地区检察官、美国参议员、县政专员、市政委员等等，大家又通过党的传统、总统的领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主张而松散地联系起来。只要美国宪法制度还创造值得各州和地方通过选举去占有或争取的东西，那么政党就会一直无纪律无中心。
长期沉溺于复杂的美国地方政治的罗斯福，对于政党改革方面存在的障碍是一清二楚的。他不愿与令人不快的地方领袖如黑格和凯利之辈闹僵，就是他无意实行显而易见的改革的明证。总统或许也低估了自上而下地给党注入活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