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甚至就商人的本性问题开导总统。他警告说，他们有另外一套不同于政治家的幻想，因此需要区别对待。“然而，他们比政治家温和得多，对于出头露面的荣耀既是贪恋又是害怕，很容易被人说服去充当‘爱国者’，这时他们会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感到受宠若惊，然而跃跃欲试的心情又使他们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也许有点虚浮，但又很缺乏自信，感情很容易被美言所打动。你愿意怎样对待他们都行，只要你不把他们（甚至其中的大商人）看成是豺狼虎豹，而要看成天生的家畜，纵使他们的教养很差，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受过训练。”
凯恩斯继续说，认为商人比政治家缺乏道德是错误的。“如果你把他们搞到激怒、固执、惊恐的状态，正如家畜在受到虐待时那样，那么国家的负担就不会为市场所分担，结果，民心就会转变方向。……”
最后凯恩斯说：“请原谅我这些坦率的意见。”他列举了他积极支持的美国政府的五、六项政策。“但是我非常担心，所有民主国家的进步事业将遭到损害，因为眼前的繁荣如果发生逆转，将危及民主国家的威信，而你对此却太掉以轻心了。逆境并非一定要出现。但是，在当今世界上要保持繁荣是相当困难的，而宝贵的时间又很容易失去。”
这种振振有词的呼吁并没有打动总统。他要摩根索代他给凯恩斯写封回信，总统未加修改地签署了摩根索拿来的俗套的短信。两个月后罗斯福诚然恢复了支出，但并不是凯恩斯说的那种大规模支出。
罗斯福没能重视凯恩斯及其主张，部分原因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1932年罗斯福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学观点，因而他便使用机会主义的策略，从左右两面攻击胡佛，既抨击他的政府无所作为，又攻击他的预算不能平衡。这样一来，至少从长远看，罗斯福就承担了平衡预算的义务，而且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中，他又在这个沼泽中越陷越深。预算越是不平衡，他就越是——严格地说是几十次地——坚持说他终有一天会使它平衡。他许下的诺言越多，那么，他给国会和党内的保守派提供的抵押也就越多。在1932年和1936年的纲领中，他的个人立场都变成了党的政策。
未能利用凯恩斯及其主张的另一个原因在罗斯福的顾问们身上。其中有些人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大量支出。即使是那些倾向于采取新的经济计划的人们，也因为固守某种理论或政策而不能利用凯恩斯主张所具有的广阔的可能性。其中有些人主要关心稳定物价——他们是如此关心，以致他们想以此为打击大企业的主要依据。另外一些人担心通货膨胀甚于担心持续的失业现象。有的人主张通过提高税收对商业界实行惩罚——这也许是贤明政治，但同凯恩斯降低税收、增加开支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有些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相信一种现实物质世界停滞论，不承认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根本解决办法。有的人则只相信用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政治可以给经济注入大剂量的购买力，就像在1935年和1936年所做的那样，但在这之后，商业就应当自己来管理自己。
甚至在他的自由派顾问们之间也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的智囊团是随意拼凑起来的。即使这样，政府中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是鲜见的，而且大部分官卑职低，难于接近总统。另外，凯恩斯理论还很新颖，还不具备某些统计和分析手段。
然而，罗斯福在经济领域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政治形势，也不在于他的顾问们有分歧。罗斯福以其政治上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本来是能够突破党派和国会的罗网的，至少在1936年和1937年初是如此。他也可以随时撤换他的顾问。主要问题出在他的思想方面。罗斯福根本不能作为一个思想家来抓住凯恩斯的经济学为他提供的机会。他之不能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他思想上更大欠缺的一部分罢了。
这种欠缺的性质如何？罗斯福的脑子是高度活跃的，快速、锐利、敏捷、灵活。这表明在他的思想习惯方面。他瞧不起那种精雕细刻、细致入微的理论；他很少在意学术界人士经常给他送来的冗长而抽象的报告，告诉他如何改革政府，如何把内阁作为一个机构来加强，如何对付国会。他对抽象的东西感到厌烦。他思想上渴求的是详细情况，是特定的、具体的东西。他总是用例证来回答概括性的问题——用某个行业，用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用海德公园里的一个问题，用威尔逊政府期间的某种形势为例。他喜欢用具体的东西来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