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把任何单一的理论说成是一种“解决办法”都是十分危险的。再者，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当中，凯恩斯主义还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其效用随着经济的性质、人力、条件以及时间的不同而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就是如果说实行赤字财政的主张有其紧急的实用性的话，那么它是适用于三十年代的美国的，因为美国当时有一支失业大军，有丰富的原料，有一定的工业水平。
首先，赤字开支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在一次社交集会上，最高法院大法官斯通悄声对珀金斯小姐说：“亲爱的，征税权足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了”，他实际上是在提醒政府，同其他可能被司法活动所堵塞的途径相比较，它在整个财政领域内握有全权。确实，赫赫有名的宪法问题权威，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科温教授就预言过“最高法院的衰落”，因为法院造成了一种难于从法律上对联邦拨款进行非难的局面，因而把开支和征税的大权留给了国会。
实行巨额赤字开支的办法在政治上也是行得通的。尽管国会不停地大谈节约，但至少在罗斯福前五年的任期内，它对花钱是积极的。国会议员愿意投票赞成一切开支提案而反对一切征税提案，这一向在政治上是老生常谈，而这二者的结合恰好符合赤字开支。总统时常不得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国会中的增加开支派，例如关于退伍军人的退役费的情况，便是如此。假如罗斯福在1937年向国会提出的是扩大开支的计划，而不是关于最高法院的计划和某些改革措施的话，那么也许他既履行了他对三分之一住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所承担的义务，又提供了大量重新就业的机会。
赤字开支是极其适合罗斯福的思想和纲领的。他不是空谈理论的资本主义者；在任总统的二十年前，他是一个实行新政的州参议员，曾支持过许多政府的控制措施和改革；充当威尔逊的助手和担任州长时，他奉行进步主义。他不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来不主张生产资料归中央政权所有。既然他摈弃了这两种教条主义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新政派正在摸索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的时刻，凯恩斯的经济学确实是条中间道路。
“这是否可行？”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罗斯福是喜欢进行试验的。对于大规模救济计划、退役金支出和金融膨胀来说，赤字开支在1935年和1936年起了作用。接着，就转而实行相反的政策：救济费削减了，商业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提高了，银行拥有的债券减少了，增加贷款的速度放慢了。放弃赤字开支的转变并没有奏效。这两次试验从不同的方向得出了充分的结论。罗斯福可能还会要求有机会继续进行试验，但是无限期地把国家当作实验室是不行的。
对于可能成为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司法问题的理想解决办法的东西，何以这位最注重实际的人竟会失之交臂呢？
这并不是因为凯恩斯无法与他接触。这位英国人曾经同总统通过信，1934年总统还曾和他会谈过。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但是这位知识分子和这位政治家不是同一类人：罗斯福对于凯恩斯的“烦琐数字”将信将疑，而且有点诧异地发现，与其说凯恩斯是个政治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个数学家；在凯恩斯这方面，则对总统在经济学上造诣不深而感到失望。
从英国凯恩斯心情日益不安地注视着1937年后期的急骤衰退。1938年2月1日，他给总统写了一封慷慨陈词的长信。“三年前拜见时，承蒙热情接待。因此我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在表示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以后，凯恩斯便对美国政府最近的经济政策有礼貌地提出了坦率的批评。他说，1936年政府犯了“乐观的错误”。只是依靠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其他投资，才有所复苏。政府在住房、公用设施、交通运输等耐用品方面，本来有空前良好的机会去组织更多的投资。
凯恩斯问道，投资没有增加政府能免遭批评吗？
对于住房问题的处理实在是很拙劣的而建房可以大有助于复苏。至于公用事业，他们对政府提出诉讼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据说是很差的控股公司，并没有人提出什么办法使之恢复原貌。总统应当做的是，要么同公用事业和解，要么就更强硬一点。凯恩斯倾向于将他们收归国有，但是如果舆论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即使隔一个星期就非难公用事业一通”又有何益？至于铁路，要么就接管过来，要么就对经理们所面临的难题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