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总统保持箴默。他仍然在摸索。只要他还没有看清道路，他就小心地周旋于新政派和保守派之间，避免得罪任何一派。而他则继续学习。1938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商人们应总统邀请络绎不绝地来到白宫，把他们的主张告诉他。政府在华盛顿还举办了一次小商人会议，这次会议骚乱异常，以致不得不召来警察维持秩序。商业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其发言人艾夫里尔·哈里曼要求总统进行领导，以便他们团结在他周围，但商人们怀疑总统依然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其他一些集会的情况更加不妙。在底特律，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要求救济的示威；三千名青年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要求制订一项“青年法”，以便给青年提供半工半读机会。
罗斯福不能不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行动，他一会儿拿起这个方案，一会儿又拿起那个方案。有一段时间，他在重新考虑恢复某种公共的和私人的全国规划的问题，尽管这不具备全国复兴法那样的规模。不久，他又改变了方针；在同公用事业的巨头们交换意见后，他发言强烈反对公共事业控股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私人性的规划。他谴责大企业在市场销售方面的种种做法，但又申明他并不倾向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像数年前的胡佛那样，总统告诫不要降低工资；但他又对某些领域内价格过高，另外一些领域内价格过低的情况表示担忧。罗斯福坚持说，他的全部政策旨在促进充分就业。然而，除了一些宽慰不实之词以外，他没有具体措施来支持他的政策。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全国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敷衍了事、放任自流的政策。
一些经济学家敦促罗斯福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使商业界的活动能够活跃起来。这些呼吁——许多是来自学术界人士——没有打动罗斯福，至少当时是如此。他认为1933年搞经济刺激是合适的，但在1938年并不符合需要，因为商业指数只下降了约三分之一。罗斯福在这一点上多少是吃了当时环境的亏。他有两名亲信从思想上到工作上都对花钱有兴趣，但这时由于各自的原因而无所作为。霍普金斯因为癌症不久前才进行了胃切除，1938年的最初几周正在休养。而伊克斯为了把森林服务处从农业部夺过来归在他的管辖之下，几个月来投入了全部政治精力。
罗斯福现在受到的压力更严重了。又像1935年初一样，他处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倾轧之下。国会里的敌人嘲笑他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他的朋友们则要求他重新担当起道义上的领导。华莱士写信说：“总统先生，你必须进行坚定而有信心的领导，这在1933年3月曾使你成为全国人民幸福的使者。”罗斯福能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国会搞到足够的拨款，来应付眼前必要的救济需要。他警告一位国会领袖说，如果国会削减救济费，他就在白宫前面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工人进步署不用在此提出要求”——还要画上一个大箭头指向国会山。
使总统终于动起来的是形势而不是理论。3月，股票市场的缓慢下降忽然变成了暴跌，别的指数也猛降不止。失业则继续上升。实际上，从去年9月开始的下降是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甚至一些商业界领导人也小心翼翼地要求扩大开支。当罗斯福于3月下旬离开华盛顿去温泉时，他既忧虑又焦急。途中他在佐治亚州稍事停留，对于少数人的自私自利，对他认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封建主义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尖锐的抨击。这时霍普金斯已经恢复活动，他带着新政派经济学家的备忘录在温泉同罗斯福会面，要求他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支出计划。
罗斯福知道他必须有所行动了。他知道，为了人民——那些热爱他，曾经支持他的人民，他必需采取行动。在从佐治亚州返回华盛顿的火车上，他从窗户里看见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他们——在他就职五年以后——仍然在铁路边上等待着他，向他招手微笑。他对一位助手说：“他们了解我们所要做的。”
一回到华盛顿，罗斯福就对摩根索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平衡预算，重新扩大开支。当摩根索嚷着要辞职时，总统回答说：“你就是不能辞职！”那样会使政府遭殃，而摩根索将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被载入史册。摩根索留下来了。
一如既往，总统一旦改弦更张，就决不再回头，4月中旬，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有关三十亿美元支出的计划，并在一次很长的“炉边谈话”中把这个新计划交付人民审议。两星期以后，他要求国会彻底调查美国工业界经济实力集中的情况以及这种集中对竞争的衰落所起的影响。国会对于他的建议反应强烈，没有几个星期就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法案。在下个财政年度中拨出了三十亿美元的开支和贷款，并成立了一个由参议员约瑟夫·奥马奥尼担任主席的“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其成员有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官员，并有几十名专家，以便对经济情况作全面调查。短短几个月内，商业指数开始上升，但大量的失业仍然给经济笼上浓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