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勒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对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发起了攻击。突然间，他取出了反对派的法宝——首席大法官休斯的一封信，其中断然声明最高法院能够恪尽职守，如果将它加以扩大，则会降低它的效率。在宣读这封信的短短几分钟内，人们清楚地看出了这样三点：参院反对派和司法界政客之间结成了联盟，后者不声不响地尽一切力量反对这个计划；这个联盟针对罗斯福的最薄弱的一点发起进攻，即他原先提出的关于最高法院效率不高的指责;休斯本人在这场斗争中运用了他的高超地政治手腕。
对有关法院的计划，休斯表面上保持着他那一贯的宽厚态度。他说：“如果他们要我主持会议，我也可以主持。”但是这位老政治家的斗志被激发起来了。他要出来大胆地说话——但是面对传统加给法院的限制，他如何说才好呢？罗斯福提出效率不高作为理由，这正给他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能以提供情况作为借口来抨击这个计划。这位首席大法官甚至准备亲临委员会作证，但是布兰代斯不同意，这样才采用写信的办法。首席大法官在周末加紧工作，以配合惠勒的时间表。他微笑地把信交给这位参议员说，“宝贝出世了。”
休斯的政治领导才能和精明干练与罗斯福不相上下。他告诉委员会说，他没有能够同每位大法官磋商，但他深信他的这封信与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实际上，至少斯通这位大法官对于休斯未与他商量而感到不满，并且对信中部分内容持不同看法。也许首席大法官休斯已经知道或者怀疑斯通贬低他的名声，说他不是一个开明的法官，而且斯通通过《圣路易明星时报》的欧文·布兰特向白宫表明过自己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休斯彻底实现了他的战略。
政府被休斯的反击弄得惊慌失措，这时只好静静地呆在一旁，等待委员会听取一个又一个证词。报刊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充满了反对总统计划的论点。罗斯福在写信给一个朋友时曾希望“从现在开始，事情会发展得更迅速一些”，但反对派看到了拖延对他们有利。更糟的是，在委员会里，政府方面没有一个像博拉、惠勒或康纳利那样善于质问的人。总统由于保守秘密而吃了亏。在年初机智顽强的议会老手，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就已离开了司法委员会。
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关键性的几周中，公众对于这项计划的热情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减退了。罗斯福两次演说所争取到的支持既不稳定，也不深入；而且随着斗争旷日持久地拖下去，这种支持最终烟消云散了。大部分问题在于工人和农民内部的深刻分歧，罗斯福指望这两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因为他们同最高法院的关系并不愉快。这时，劳联因纠缠于同产联进行的阵地战而无暇他顾。由于这种分裂，地方民主党组织的争吵以及普遍的冷漠情绪，政府组织的一些劳工集会都失败了。各种农业组织的行动则表现得好像根本就不曾有过“农业调整法”似的。强大的“美国农场联合会”的领袖们保持缄默；“保护农业社”则反对这项计划；最糟的是
农民联合会瓦解。农民领袖们的表现显然不是由于斤斤计较自己的私利，而是反映了当时流行于美国中产阶级之中的一种普遍的感情：对于“法院的纯贞”的尊重；对于劳工骚动的恐惧；对于法律、秩序和财产权的关心。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罗斯福转向民主党求援。法利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地党组织之间，给那些没精打采的民主党议员鼓劲，并且隐隐约约地威胁要惩罚不忠分子。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魄力和战斗性。不仅如此，参院外面的一些著名的民主党头面人物对于有关法院的争端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内阁中，赫尔持沉默的敌对态度。在罗斯福自己的那一州，他的老战友、州长莱曼公开反对这项提案，甚至连党内最沉着的老将布朗克斯的博斯·弗林也持反对态度。
在4月初总统还是乐观的。科科伦、皮特曼、拉福莱特及其他一些人还在兴高采烈地报道有希望获胜。当参议员布莱克警告说，反对派决心已定并采用拖延战术时，罗斯福回答说：“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如果拖延对他们有利，我们就要求尽快表决。”
伟大联盟出现了裂缝
罗斯福错了。到了4月，关于法院的计划获胜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总统根本无法在参、众两院得到必要的多数。接着，4月12日又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休斯在气氛紧张、挤满了听众的法院审判厅里宣读了最高法院支持瓦格纳法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