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领域中，对罗斯福的领导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处理瓦格纳法。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政期间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权力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同罗斯福的大部分改革方案和救济计划不同，这项法案正击中了现存劳资关系的要害。这个法案从根本上促进了建立强大的工会，工会反过来又为未来的自由联合提供选票、金钱和组织。
然而，罗斯福对瓦格纳法案冷淡了好几个月。他只是在这个法案必然会通过的最后关头才施加了他的影响给予支持。在长时间里，他对雇工代表这个主要问题表现得特别冷漠，甚至到了迟钝的程度。1934年5月，他怀着不满情绪对记者们说：工人们爱选谁当代表就选谁——可以是斯瓦特的阿孔德，皇家地理学会，一个工会，以至暹罗的皇太子。他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是否仍能由公司工会和各种少数派以及行会发言人代表，他们的分裂会削弱工人在同雇主打交道中的力量，也不利于新的政治大军的形成。
1935年2月，当瓦格纳进一步向国会提出他的全国劳工关系议案时，他不仅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与鼓励，而且在参议员鲁滨逊和哈里森企图将该议案置于死地时，他还不得不极力阻止罗斯福同流合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罗斯福仍然很冷淡，否则就予以推托。瓦格纳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拟订了这项政治策略，争取到了劳联的老卫士的勉强支持。他在报界满怀敌意和领导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在1935年5月16日以63票对12票在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
十一天以后，最高法院宣布复兴法无效，其中包括这项法案给予成立工会的一切法律上的支持。从逻辑上也许可以设想，正是这个行动使总统的劳资谈判政策失去了支柱，逼着他加入了瓦格纳营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5月24日，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前三天，罗斯福站出来支持这个法案了。为什么呢？主要出于他那单纯的，对当前形势的讲求实效的反应。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得到绝大多数支持而获通过，使人觉得众议院肯定也会予以通过。罗斯福既站出来支持这个法案，他就可以对一些尚未确定的重要条款施加影响，而且他也可以就此摆脱那种可能被认为是政府失败的局面。他也可能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即过去基本上是同情他的纲领的商会领袖在5月初公开与他破裂。最高法院的裁决只不过加强了一个早已下定的决心。
一旦他决定跳跃，他就以典型的罗斯福式的敏捷动作，把自己的重量投向天平。到了6月份，瓦格纳议案已成“必须通过的法案”。罗斯福助了一臂之力，使之越过众议院里的障碍，他对商业界强烈请求制止这项方案不予理睬。在众议院没有点名就通过这项法案后，总统对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表示祝贺，他说：“这是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罗斯福就是以这样奇特的方式第一次与劳工建立了伙伴关系。
第十二章1936年：伟大联盟
《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研究外国当权者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憔悴了，衰老了。她报道说：“紧张和焦虑在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坦利·鲍尔温，甚至走马灯似的法国政府首脑的脸上刻下了无法抹掉的皱纹。如果他们只身独处，乘他们不备时你看，他们显得疲惫、困惑，他们为掌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斯福可不是这样。麦考密克夫人回国后惊异地发现，在他主持下发生的地震般的变动对他影响甚微。
同他的前任们相比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谁也无法乞及。他稍微有点发胖，头上有几缕银丝，除此而外，他比宣誓就职时显得更结实更健康了。他的面孔晒得黝黑，眼睛益发碧蓝明亮，从上次竞选运动以来过了四年严峻考验的年头，这双眼睛比过去更敏锐、好奇、友好而深不可测。”
如果说其他领导人被权力的重担压弯了腰，罗斯福却是浑身干劲，高高兴兴地挑起了他的担子。他爱当总统，而且几乎总是给人以胜任愉快的印象。他兴致勃勃、热情洋溢地执行着总统的各项任务：向塔利小姐口授致友人和下属的言简意赅的短信，在白宫游泳池里溅水，让高兴的记者们拍照；办公桌上摆满了难以想像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接见印第安人、童子军、商人、穆斯林人，4－11俱乐部领导人、民主党妇女等派来的代表团；对同他共进午餐的客人讲他家先辈的长篇轶事；用几十支钢笔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又细心地把每支用过的笔赠送给严肃地站在总统大椅子背后的国会提案人；亲切地和国会领导人，各机构的首长、党魁、外国使节交谈；同记者一边开玩笑，一边巧妙地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