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1936年,这些事只有留待共和党去剖析了。总统对他自己要起的作用确信无疑。他要宣扬新政的成果,要说明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那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1933年3月他看到的美国同1936年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决不允许冲淡这种对比的鲜明性。1936年初全国应急委员会向罗斯福提出一份统计表报及说明,暗示经济复苏是在1932年开始的。厄尔利指出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接受。这份报告必须修改。
他写信告诉全国应急委员会:“总统坚持认为萧条的低点要定在1933年3月,或1933年初——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在海德公园,总统站在他的专车平台上,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洪亮的喊声:
“老板,你现在是面对着大伙了。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吧!”
罗斯福得意洋洋地摇晃着脑袋,并大声对答:“说的有道理。”
但是有多少道理呢?总统真正面对大家了吗?利用政绩,凭借日益增长的繁荣浪潮来争取连选连任,这就够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取守势,聚积力量到大选日再出来角逐。或者,这一战役还必须费一把劲才能获胜吗?假若如此,前面就还有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
1936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集中全力对付这个主要策略问题。而且,根据他的特点,他还是在两种策略之间来回摇摆,有时候甚至同时并用。
总统在年初仿佛决定要搞防御性竞选。白宫传话给国会说,这一届国会时间不要长,集中解决拨款问题和通过日常的行政立法。一项调整接受政府合同企业的就业情况法案通过了,这是填补全国复兴法夭折所留下的空白。最高法院关于农业调整法的决定迫使国会通过一项新的农业法案,并且间接使总统提出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即要征收社团盈余税以弥补国库的损失。但是总统既没有大力争取通过这项新税收,也没有大力争取实现有效的住房计划。他似乎就准备依靠他已有的政绩了。
从政治上看,这种策略包括着把党的调子放得缓和些,并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民主党抱怨罗斯福几乎不提他的这个党了,甚至在杰斐逊纪念宴会的讲演里都没有提。3月,罗斯福想安抚一下商人,在白宫为商业部长罗珀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一次为时很长的宴会。他又谈起削减开支,而且提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把商人组织起来的计划。他要伊克斯召见诺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人以改进进步联盟。
雄心更大的计划是要争取全国广大的宗教界、经济界和市民组织中的选票。美国政治基本上是集团政治。罗斯福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些集团的领袖接近这些集团。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善邻联盟”,从名称上看,也无不良的含义。斯坦利·海伊请求运用这些人的名义,如拉比·拉扎勒斯这样的宗教界领袖,铁路兄弟会的乔治·哈里逊这样的劳工界领袖,乔治·皮博迪这样的市民组织领袖,丽莲·瓦尔德和嘉莉·卡特这样的妇女界领袖。这个由虔诚、希望和争取女权运动这三方面力量组成的组织,表面上一本正经,没有党派色彩,其实是罗斯福攫取选票的得心应手工具,其经费事实上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承担。
4月末,罗斯福似乎还未下定决心究竟是用“联合”十字军,还是依靠一党的战斗向反对他的商业集团发难。到暮春时节一改策略,转而在答应扩大新政的基础上进行政党竞选。到5月初,他在私下谈话中谴责商业界和新闻界反对他,而且断言,他欢迎他们对他仇视。他在同莫利的最后一次长谈中曾经说,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少作空谈和设置障碍的批评,而要多一些的领导。
这个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发展。到5月,共和党人在积聚力量,要在克利夫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的是,在追求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过程中,共和党有一个候选人显然已经大露锋芒。此人是阿尔夫·兰登。他是堪萨斯州长,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既不属于共和党的老卫士,也不属于共和党的自由派。他所具有的品德就是相信常识,能力平平,审慎的自由主义和磐石般的“稳健”,共和党领导人希望他的这种品质对于他们认为已经厌倦了白宫里丑角和英雄的人民具有吸引力。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衡量或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个中产者,面貌精明正直,戴着无边眼镜,头发稍带花白,这使他在上百万的其他中年人中显得并不出众。在克利夫兰党代会上第一次投票中,兰登就以压倒多数胜过了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