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罢工的浪潮淹没了全国复兴法的调解机构时，罗斯福设立了一个全国劳工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由他的老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领导。理事会开始颇为成功。但1933年底和1934年初，由于雇主不肯让步而垮台了。这时瓦格纳认识到，在全国复兴法设立的机构以外，还得有一条永久性的法律，从法律上规定保证工人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1934年，总统仍然把他的全国复兴法规定的伙伴关系当作筹码坚持不放。在总统不给予帮助的情况下，这位纽约参议员、劳工部长珀金斯和政府的一批劳工专家经过仔细斟酌，制订了一项立法议案，这项立法议案使第七条（甲）具备效力和准确性。这个议案遭到雇主和报界的直接反对，而白宫的态度则犹豫不决。最后，罗斯福支持一项能在国会得到两党支持的妥协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总统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全国劳工关系理事会。这项新法律在关键的要点上十分含糊。罗斯福还没有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他的动作仍然是笨手笨脚的。
更多的危机正在形成。1933年和1934年的事件解放了劳工力量。这些力量使劳工运动的旧机构受到严重的压力。在大工业中心涌现出勇气十足的青年领袖，这些人是在几个月前才离开装配线来组织工会，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同老板、工贼、警察、法官周旋。劳联迫切地要把这上百万的新工人组织起来。劳联当时主要还是以行业工会领袖为主，这些人有他们老一套招募成员的行之有效办法——把招募的成员放在“联合”工会里，由劳联领袖严格控制，把他们留在招募站一直等到可以分配出去时止，按行业和工艺分到铁匠、木匠、电工、管工、金属薄板工和其他几十个行业的工会中去。
在巨大的全国性统一的产业帝国，如通用电机、美钢联、固特异、杜邦等公司面前，基层领导人看出来，这种零零碎碎的办法意味着分裂和退让。准备支持他们的是少数劳联领袖：刘易斯、默里、希尔曼、杜宾斯基和另外十几个人。行会与产业联合主义、劳工政治手腕、个人野心和宿怨相对，这种情况在即将开始的混战中要起什么作用，在战斗的烟尘和喧嚣中是看不清的，但联合会很快就从根本上动摇了。1935年秋，刘易斯及其追随者成立了产业组织联合会。
1935年11月23日刘易斯在给格林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先生和兄弟，从今天起我辞去美国劳工联合会副主席职务。”美国力量的组成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
罗斯福对这一切的持什么态度？他不过是个旁观者。事实他对工会内部事务是不感兴趣。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大大扩展了的劳工运动的政治含义已牢牢扎根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企业的百万工人之中。
然而，在政府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的复杂性中以及工会首领之间的小冲突中却隐藏着重要的问题和机会。这些问题和机会是属于经济与政治势力的。第七条（甲）着重于以政府的力量支持工会。现在的问题是要看工会属于哪一类。很多问题取决于政府对有关谈判单位的性质、选举方法、行会与产业相对的代表权、公司工会的定义等问题的政策。比如，1934年3月，当罗斯福施加他的影响来支持汽车工人的某种比例代表制时，他削弱了工人反对厂方的自身团结和力量。当工会干事支持公司级的工会和建立在多数裁定原则基础上的代表制选举时，他们是在培植大产业工会的势力。
事情虽单调，但是很重要。约翰·刘易斯是够精明的，他很理解这对未来的意义。1935年在劳联的年会上，他照例用他粗嗓门吼叫着问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处境较差的伙伴们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知识和影响吗？……如果我们支援了他们，他们壮大起来了，他们地位的改变、力量的增长，到那时会使我们受益。……而今天行会可能站得住脚，就像飓风中高大坚挺的橡树那样，不畏雷电。将来会有一天，这种改变了的情况——现在事情变化很快——这些组织终将经不起雷电和风暴。”刘易斯在号召实行有意识地扩大劳工运动的政策，以便为劳工联盟建立雄厚的经济力量。
如果说罗斯福没有注意到劳工运动的扩大是支持新政的政治联盟的潜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劳工运动的态度。他是以一种保护者和恩赐者的角度来看劳工运动，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来培植他未来政治大军中的劳工这一侧翼。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在他眼里，他们是有具体困难的人。这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向记者提起一个汽车工人对他的访问时，丝毫没有触及这个重要的产业内的工会状况，而是逐句地引用了这些工人在同他谈话中提到的一天挣十美元，但一年只干六十五天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