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到处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采纳了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已经提出多时的一个主张。根据旧的货币量理论得出的这个主张是：提高黄金价值是恢复较高价格的决定因素。1933年10月，总统决定采取这一步骤。罗斯福进行了一个曾经被称做是“迄今最大胆的尝试，即向极广泛的民众简要说明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做法”。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向全国人民谈到他关于购买黄金的计划。他以为自己辩护的口吻说：“这是一项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但到政府的黄金市场成了一项长期政策的时候，沃伦的理论夭折了，提高黄金价格并没有促使商品价格回升。
“我们的困难不会在一个晚上就解决，但我们在前进，而且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总统在广播讲话中说。1934年，就业情况的确有所改善。其原因主要还在于那些方案在罗斯福看来实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进行恢复的措施。
第一批这样的措施是霍普金斯执行的。当时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主动，讲话也更尖刻。罗斯福告诉他，要迅速采取行动来帮助人民，因此尽管他的桌子还放在过道里，等待搬进他的办公室去，他就已坐下来工作了，仅仅几个小时，就批准了几百万美元的救济金。在实行他自己所倡导的新政政策时，他催促呵斥下属，激怒各州的政客，全然不顾官僚机构的礼仪。在新政的头几个月，霍普金斯通过各州花掉了好几亿美元，在1933年后期和1934年上半年又通过民政工程署在“快速”工程上花掉了几乎十亿美元。
霍普金斯主要关心的是行动迅速。人家告诉他某项工程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完成，他不客气地回答说，人们“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吃饭，他们天天要吃饭。”伊克斯和他的公共工程署的行动要缓慢得多。伊克斯生性多疑、脾气不好、固执倔强，人家叫他“诚实的哈罗德”，这使他很窘。他只在他认为已经弄清了工程的合法产权、经济价值和实用性以后才授权动工。但是到1934年，钱便从公共工程署源源流到承包商、制造商、工程师、工人、卡车司机、木匠、建筑师的口袋里，并且深深地流入经济大动脉中。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机构大量花钱。从胡佛时期继承过来的复兴金融公司比过去贷出更多的款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在田纳西河流域开展它那宠大的开发计划。它把原先是经济上的无底洞的一个地区改造成一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基地。农业调整总署把钱交到农民手里，这笔钱很快就转到西尔斯、罗布克和当地的五金店去了，然后又转到制造商，银行和工人手里。
罗斯福使用所有这些手段，却又不是完全依赖其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各主要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经纪人，他要采取中庸之道。他采取了花钱的政策，但也只作为预算取得平衡以前的临时措施。他赞同降低关税，但不能涉及对美国重大利益会造成损害的方面。他想要一个“通货再膨胀”式（re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但却不要“通货膨胀”式（in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他支持有组织的劳工，但也只支持到它与工业、劳工和农民同政府的合作一致的程度。
总统作为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个缓冲者，作为互相对立观点之间的调和者这一角色，在1933年12月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最清楚的体现，他说：“道格拉斯的工作是阻止政府像他那样尽可能地花钱。那是他的工作。他努力想法不花钱，……而人民的观点是应当在公共工程方面再花上一百亿，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地带，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地带，我们正在设法制订一项计划。”
第十一章愤怒的葡萄
研究历史的人早就看到，社会运动有越出常规的趋势。温和的改良分子从陈腐的政权夺到了权力，改变了事物的传统状态。然后，极端分子又从温和派手中把权夺走。一个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一个丹东；一个列宁接替了一个克伦斯基。促使人们起来造反的往往不是实际的痛苦，而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新政头几年的危险也就在于此。胡佛当政的那几年是社会的静止状态时期。不景气似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把人民冻僵了。接着有了一个新领袖的金玉良言，有了使人们感到振奋的面包和马戏，繁荣昌盛的局面重又来临。人们的生活改善了，期望也高了，期望高了，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感到不满。美国政治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汹涌澎湃，奔向那新的隐约可见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