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案产前的阵痛预示了后来的艰难。它是由较大的农业组织和农业杂志按亨利·华莱士的指示拟订的。在早期制订政策的决定性阶段，组织上属于美国农机局联合会和全国保护农业杜的较大的商业性农场主，他们的意见分量最重，而农业联合会虽然主要是代表边沿地带的较小的农场主并且继承了旧的人民党传统，但却没有参加。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实际上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他们缴不起会费，没有时间，不能旅行到五十英里以外去开会。而且，甚至在广大的中西部农场上做工的无数的农业工人、南方用谷物交租的佃农、不识字的雇工、开着破旧的T型福特汽车随着庄稼成熟而四处奔波的季节工中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组织。自己动手种地的小农们，无论说话和面貌都很粗鲁，他们从华盛顿回来，嘲笑那些打着领结穿着白衬衫的人，那就是他们看到的农业调整法的象征。
“基本”作物的种植者，即法案中包括的小麦、棉花、玉米和烟草的种植者们，很快就从交付给他们作为限制种植补偿的联邦支票中得到了好处。而对于其他农民，这项措施不过是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和期待而已。到了秋天，罗斯福承认西部民怨沸腾。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名叫奥尔生的农民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对农业的形势作了辛酸的描绘。
信是费力地写在廉价的便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奥尔生这样描写他的“悲剧”。“我极力想保住我的农场，让我的孩子们吃饱，可是今年却很艰难。没有现钱，很难弄到。……”
埃莉诺把这封信给她丈夫看了。总统给奥尔生复信说：“我很高兴你写了信来，……你说农民生产的许多东西根本没有达到适当的水平，这话说得非常对。”他提到他自己在乔治亚州饲养的牛羊，并且表示希望农业调整法包括的范围要扩大。“现在我所能要求你做的就是，请相信我们是在老老实实地尽我们的最大努力，而且我们认为，虽然相当缓慢，但我们确实是在改善现状。”
罗斯福的再一次保证，有一部分是有根据的。农业调整法的好处在1934年扩大到一些新的作物。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农业也繁荣一些了。但不满情绪仍然存在。
大孩子——从事商业的大农场主、农业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所得到的好处看来比他们应得的要多。更糟的是：有人指控，农业调整法付给的支票使获得这笔钱的人能够去买机械，“用拖拉机把农业工人从土地上赶走”，和实行“三条垅里犁一条”等办法，农场经理们不需要那么多农业劳工了。农民联合会谴责这种“以限制产量来保证利润的经济学”，并且坚持认为农业的困难不在于生产过剩，而在于消费不足。但是他们的谴责不起任何作用。
佃农们抱怨说：“政府不让我们种植，我们只好靠救济活命了。”
罗斯福知道新政的严峻考验在于复兴。在1933年和1934年，他就像一个医生关注一个发高烧的病人那样注视着全国经济温度的变化。
他就任后头四个月就业率直线上升，他很高兴。他骄傲地让记者们看一幅图表。在那幅图表上面，农产品价格一直降到纸的底边以下——现在这条线又出现了，而且还在上升。但在7月，证券市场行情猛跌，更糟的是：生产也下降了。总统表示对这次行情猛跌并不在意，认为那是投机商搞的把戏。他这样对新闻记者说“人人都有投机的时候，事情变化太快，那种情况完全会自然矫正的。”不过，他说就业情况是好的。到1933年秋天，他也不得不为就业担心了：“恢复工作的人数还远远不够，”但是他觉得情况在好转。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给加纳的信中说：事情“远不像纽约的那群人嚎叫的那么糟，但失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
事情也真怪。情况似乎有了好转——全国复兴署越来越强有力，四处洋溢着一种复兴的气息——然而，那种干巴巴的复兴测量计—工资、物价、开支、就业——上升得颇不稳定，而且谁也无法预测其结果。形势看来很严重，因此，1933年9月，总统指示国防部长德恩让军队准备流动厨房，以救济那些在地方上没有获得足够救济的贫苦人。到1933年底，总统已成惊弓之鸟，束手无措，正在寻找替罪羊了。他说，价格下跌了，这是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全国复兴法法规，也由于“我们有些外国朋友”有意提高美元的兑换比值。奇怪，总统几乎也有了把不景气归咎于外国的念头——1932年当胡佛利用这种想法时，他曾狠狠批评过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