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作确有干头。没有几个星期，全国复兴总署就像战斗的号角一样，突然在美国人民中间传开了。全国复兴署的鹰徽忽然出现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杂志的封面上、电影里、合唱队姑娘们的身上。约翰逊行色匆匆地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处必发表宣言，滔滔不绝地演说，搞政治活动，讲俏皮话，哄着商人同意签署由匆匆聚集在华盛顿的那些工业界代表拟订的法规。将军成了复兴的象征。他曾一连几小时在五号街检阅极其热闹的游行队伍，应接不暇地向汹涌的人流打招呼，而没有用那种被人鄙视的墨索里尼式的敬礼。从1917年以来，全国一直没有经历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前进的场面。可是，向哪里前进呢？几乎从一开始，总统就失去了对全国复兴总署的控制权。他对内阁讲，有一天约翰逊闯进总统办公室，上衣后摆翘着，交上三份法规要总统签署。罗斯福在签署最后一份的时候，约翰逊看了看表，说他要赶飞机，只有五分钟了。然后，他把那三份法规往兜里一塞，一溜烟走了。罗斯福愉快地又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总统不过是个前台人物，以他的名义制订了一个详尽的重新就业协议，采取了无数的行动。约翰逊必须亲自把制订政策的大权委托给匆忙间召集来的商人。这些商人也许能代表，也许代表不了他们行业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在第一阵热潮中，全国复兴总署的工作范围如此之广泛，以致这个机构几乎无法应付。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圣路易的一个擦鞋匠，他在重新就业协议上签了字，把工时减到每周四十小时，但很快就要求全国复兴总署弥补他的工资损失。
全国复兴总署从本质上看是“经纪人国家”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由政府代理各大利益集团采取行动，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全国复兴署是罗斯福要通过政府和各集团领袖友好合作以实现各集团间协作的计划在组织上的体现。可是谁是领袖呢？所以，在一片匆忙与混乱中，约翰逊同最接近他的企业界和劳工界的领袖们打交道，这并不奇怪。这些人最有号召力，组织得最好，而且在同政客和官僚机构打交道中也最有经验。谁是那个五花八门的消费者集团的代言人呢？一个消费者咨询委员会成立了，但是这个委员会一边倒；一个委员在该委员会成立后没有几周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
到1933年底，全国复兴总署在不利的气氛中进行工作。克利夫兰的几个失望的杂货商打电报给总统说：“全国复兴法是迄今通过的最糟的一个法案。”巴尔的摩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工人举着的标语牌上写道：“全国复兴法意味着国家无处不在。”国会里也提出了抗议。
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威廉·康纳里，要求罗斯福转告约翰逊要同劳工的“真正代表”合作。罗斯福耐心地答复说，“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他劝这位众议员不要把约翰逊的问题扯得太远了。“我们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共同的最终目标。……”但是总统也不能忽视那些抗议。1934年3月，他任命了一个由老改良主义者、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领导的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很快就提出报告说，法规使那些较强大的利益集团掌握了它们对工业的控制或扩大了控制权。罗斯福于是削弱了全国复兴总署的权力，限制了它的管辖范围，把约翰逊体面地调出，并指派了一个比较驯服的领导人唐纳德·里奇伯格接替他。但在全国总复兴署第二周年生日前不久，最高法院给了它以致命的打击，那时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如果说全国复兴法是新政在商店和工厂的主要动力，那么，农业调整法就是它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动力了。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恢复农产品的平等价格——就是使农产品同非农产品的价格关系恢复到1909—1914年的状况。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征收同等的加工税以消除实际价格和平等价格之间的差别。贷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生产，其办法或者是出租土地，或者是使土地不用于生产，或者在农户同意减少生产的时候给以一定的报酬——就像报纸上很快就宣传开了的“三头猪里杀一头，三条垅里犁一垅”。可是，同全国复兴法一样，农业调整法很快就暴露出罗斯福的中间路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