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运用他的最有策略性的武器来对付国会。1933年12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下一届国会比较容易对付，虽然它不可能是不声不响的。”总统在这届国会里并没有获得去年那样接近全胜的纪录，但他还是使他的绝大部分政纲获得通过。并且排除了他不喜欢的议案。赫尔非常满意的是，国会通过了关税互惠法。按照总统的说法，这是一项刺激对外贸易的紧急措施而又不影响美国的任何“正当”或“重大”的利益。黄金储备法实际上就是按罗斯福要求的形式通过的；他称赞这个法案决定性的一步，使政府把对美元的黄金价值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农业津贴扩大到棉花、烟草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者。总统提出的关于制订证券交易条例以及发行二十亿债券为农场抵押借款重新筹集资金等要求都变成了法律。
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结果则大不一样了。罗斯福要同白银集团协商了很多星期才做成交易，由财政部购进一大批白银来稳定国内白银市场。在一个明显的地区性问题，即圣劳伦斯河航道公约问题上，总统遭到了挫折。这是因为据说是遭受这条航道之害的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加以反对，结果否决了这个公约。国会两院又以压倒的多数决定总统对一项拨款法的否决无效。这项拨款法将部分恢复被罗斯福削减了的政府雇员的薪金。
国会干涉不到的地方，罗斯福就果断地采取行动。根据宪法，总统拥有承认或不承认外国政府的全权。1933年11月17日，罗斯福宣布恢复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这是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后才采取的行动。莫斯科保证不煽动妨害美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活动，并保护在俄国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两国间制订了扩大贸易的乐观计划。虽然总统的一些朋友（包括他的母亲）反对承认苏联，但这一行动似乎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拥护，包括许多商人和共和党人。
国会通过的许多议案都批准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到七十三届国会闭幕时，他对和平时期的美国经济握有空前未有的控制权。然而，所有这些权力都不是他孜孜以求而获得的。有几次国会之所以批准他有广泛的处理权完全是国会山上的各个派别在棘手的政治问题上分歧太大，只好由白宫最后定夺才能取得协议的结果。在农业救济、全国复兴法和关税等问题方面都是如此。据说权力是会落入想要掌权的人们手里，而在这些情况下，也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国会产生的分歧而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总统对付国会的手段使全国眼花缭乱；但也使人产生疑虑。在不为所动的人中，有一位在哈佛大学专攻国家政治学的杰出的学者，名叫彭德尔顿·赫林。赫林分析了罗斯福任期内的最初两届国会，他注意到总统控制权的基础并不稳固，都是诸如任免、政府基金和慈善、国会领导人的合作及人民的危机心理之类。尽管如此，赫林认为政府只不过是“给一直排到财政部大门口的领救济者的队伍维持了秩序而已”。组织比较强大的集团得到了它们想要的一切；较弱些的集团，诸如劳工和消费者，他们的境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总统的表现更多地像个精明的政客而不是个十字军战士。在有组织的少数派面前，负责的行政领导显得软弱。
赫林问道：“总统制是否能继续成为总统与国会各集团之间的一种危险的游戏，运用程序上的诡诈伎俩，并以面包与马戏为代价来进行？”
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在1933年和1934年，美国人民更关心的是“面包与马戏”，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忧虑。
经纪人国家在起作用
如果说新政在头几年里具有马戏的性质，那么，马戏场则是全国复兴总署，其领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美国舞台上。休·约翰逊将军，看来还像从前的那位老骑兵。容貌严峻坚毅，斜眼，讲话粗声粗气，但在这些表像下面却反映出种种古怪的脾气：他是个伤感主义者，一个同商人打交道的老手，谙熟买卖人的生意经，一个西点军人，又像个大喊大叫的杂耍演员那样多变而引人注目。虽然约翰逊多年的上司伯纳德·巴鲁克对他的评价只是一个“不错的二号人物”，这位将军仍博得总统青睐，让他掌管美国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项试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约翰逊的主要任务是诱导商人制订公平竞争的法规，这种法规一旦得到总统认可就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在这位将军的监督下，各工业均有了一个法规管理机构，而这些法规原是为了制止浪费性竞争，实现有条不紊的价格和销售政策，并为工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反托拉斯法将要削弱，以便商人们能在制订法规时进行合作。约翰逊原来也想掌管这项法案中庞大的公共工程部分，然而在最后一刻罗斯福却把它交给伊克斯去管了。这可惹恼了将军，他当即以辞去全部工作相威胁。总统请珀金斯小组“陪休去转转，让他消消气”。于是珀金斯驾车陪他在华盛顿周围兜了几小时，一直到他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答应继续干他那部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