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总统建议设立机构，“在整个工业界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以达到广泛的再就业，缩短工作周，在缩短工作周后给予合理工资，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和灾难性超产。”他还要求授给他全权，以便开始实行一项大规模的直接就业计划。他估计在公共建筑方面可投资三十三亿美元，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就业。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参议院遭到严重非难，特别是来自左翼的指责，而它却基本上完整地通过了。总统在6月16日予以签署。
第十章全国人民的总统吗？
罗斯福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中，进行了一项关于行政管理的宏伟试验。他担任了国父、两党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总统。他以精湛的技艺扮演这个角色，充分运用了赋予他的每一点政治权力以及行政活动。万一他这两党领袖的地位发生动摇，他就改弦更张。但在1933、1934这头两年中，他已凌驾于政党和集团之上，几乎成了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立宪君主，这种滋味使他感到飘飘然了。
1934年8月，总统对威斯康星州的群众说：“新政要在我们社会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结成一种自由人的自愿的手足之情，大家站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这样的政府不会伤害诚实的经营。他说，为了寻求社会正义，就不能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两个月后，他在一个银行家集会上说，政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切集团的领导和团结的外在表现”。他自己担当的总统角色呢？就是要在许多分歧的因素中找出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一致目标。贯穿在罗斯福1934年的所有讲话中的这个主题是，政府具有安抚、协调和统一各种主要利益的作用。在一个伟大而多样化的人民的多种利益中间，他是一个杰出的代理人。
作为全民的总统，罗斯福尽量使自己超脱于在他周围激烈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他坚持不愿被卷入争论。他请求他的支持者代他承受重担，去回击那些从极右或极左方面对新政的攻击。而他自己却永远在激烈争吵的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他的顾问们如果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他就一再吩咐：“把他们关到一个房里去，告诉他们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给午饭吃”当特格韦尔和参议员科普兰因食物和药品立法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统提议他们决一胜负，而由他来裁判。他告诉他的那些机构的领导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极左分子和百分之十五的极右分子由于政治原因或“纯系闹别扭”而反对他，他在二者中间开展活动，坚持自己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左不右地采取中庸之道。
全国都赞赏这一充满着美好情绪的短暂时期，而得意洋洋地主持这一时期活动的则是罗斯福本人。虽然新政受到了一些尖刻的批评，但似乎人人都热爱这位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白宫做客。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报系颂扬了他的新政。皮埃尔·杜邦和其他商人写信给他表示友好。农业界领袖支持他的事业。美国农场联合会的爱德·奥尼尔写道：“对我们而言，你就是二十世纪的安德鲁·杰克逊，你捍卫人民的权利。……”库格林神父为他辩护。威廉·格林和其他劳工领袖对白宫的主人除了赞许几乎没有别的话说。在大洋的彼岸，有一个人似乎不喜欢任何人，竟然也讲他的好话。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年中说：“我同情罗斯福总统，因为他越过国会、越过院外集团、越过顽固的官僚主义者，径自走向自己的目标。”
有些民主党人不能理解罗斯福的这种无党派路线。1934年初，有个民主党人天真地建议总统参加民主党守护神的庆祝活动，总统温和地批评了他。他不参加那年的杰斐逊节庆祝活动：“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里，”他说，“我对全国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各党派的人们都来为实现复兴和建设的纲领出力——为此我曾一再呼吁民主党人，也呼吁共和党人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热爱杰斐逊，但是，如果举办“没有党派色彩的杰斐逊酒宴”而在筹备委员会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多，那就更好了。人们借他的生日为残废儿童举行全国性的捐献活动，他也不加反对。
共和党的领导人也迷惑不解。头几个月他们乐于不提抗议，并且自我欣赏他们“先国后党”的爱国主义姿态。然而，慢慢地这个党从麻痹状态下苏醒过来了。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它的任务也是难以应付的。共和党的领导权在两次全国选举中丧失了十分之一。几乎被人遗忘的胡佛，甚至在他自己党内也是个替罪羊。他和国会里平庸而行动迟缓的共和党领袖们同白宫里那位精神焕发、行动敏捷的人物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到1934年初，他们才极力要当真正的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