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艘老帆船并没有恢复平稳。当“严重的萧条”开始袭击罗斯福那个州的城市地区时，他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措施。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在1930年3月建立了一个紧急救济失业委员会，由一位银行家领导，酝酿提出关于稳定失业情况的长期性建议。同一年晚些时候，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时地减轻人民的疾苦以及扩大公共事业。就在美国劳联仍把强制性失业保险当作一种“施舍或救济”来加以反对的时候，罗斯福却赞助这一计划，最后提出了一个本州的方案。1931年8月，他敦促议会批准成立一个临时紧急救济局，拨款两千万美元，使大批陷入绝境的纽约人度过了1931一1932年那个阴郁的冬天。这个机构是由一个面孔灰黄、消瘦的年轻社会工作者亨利·霍普金斯领导的。
在经济萧条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对于国内救济和经济恢复政策的见解与胡佛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他们都反对由联邦政府直接支付救济金，而又都赞成主要依靠的和私人的救济机构，同时相信政府应将经常性开支削减到最低限度。然而，他们在公众中造成的形象却不相同——罗斯福是一个善于活动的人，而胡佛则是一个固执不变的人。同时，罗斯福尽量利用他的地位。早在1931年，他就曾在奥尔巴尼召开并主持了一次广为宣传的地区性会议，由各工业发达的州的州长参加。他还十分机智地把议会中的反对势力作为陪衬角色来加以利用。
1931年12月罗斯福在写给伯纳德·巴鲁克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你我都相信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议题将更多地围绕经济而不是其他方面。”他补充说，国家需要一个态度较为明确的领导。
第八章奇妙的竞选运动
罗斯福以他所喜爱的那种戏剧性姿态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当党的全国大会正等待着他的时候，他从奥尔巴尼飞到现场接受提名，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在几个星期后再宣布接受。由于逆风，他乘坐的那架脆弱的三引擎飞机迟到了几小时，而全国大会的领袖们眼看着那些民主党人都演讲完了，只好求助于乐队指挥和歌手们来把疲惫不堪的代表们留在座位上。在飞机上，州长安详地准备了他的讲稿，后来睡着了。罗斯福夫人、罗森曼以及其他人冻得发抖。他的儿子约翰坐在飞机后舱，默默地忍受着晕机之苦。
从飞机场前往全国大会会场，仿佛是一次凯旋游厅。罗斯福对大会说他出来接受提名，就标志他想避免那些虚伪和假冒的东西。让这个行动也象征着我打破了传统。从今天起，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些愚蠢的传统，而让共和党的领导人去违背诺言吧！因为他们倒是更老于此道的！
这篇演讲冗长而且杂乱无章，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顾问们围绕他的演讲内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部分是由于他从机场到大会会场时，一路上一边向群众频频点头，挥手致意，一边考虑：为了抚慰豪的情绪，他要采用豪所起草的讲稿的开头几段来代替自己的讲稿。讲稿基本上是一份呼吁书，要求实行一项试验性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它将有利于全体人民，而又不致沦为一种“权宜之计的、不计成败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他说：那一年，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抉择。“我们的党必须是这样一个党：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行动有计划性，对于国际问题持开明的观点，而且为我国最大多数的公民谋取最大的福利。”他对党的政纲表示“百分之百”的赞同，同时就共和党领袖的种种失败，对他们大加指责，并且用一些含糊的措辞阐述了关于税收、农业、关税和复兴的计划。
罗斯福在结束他那篇冗长的演讲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决心要为美国人民实行一种新政。”出现在演讲中的“新政”这个词，当时无论是对于罗斯福，还是对于其他参与起草讲稿者来说，都是没有太深刻的意义，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比这篇讲话里所有其他的词加起来还要重要了。第二天，罗林·柯尔比划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新的“荷锄者”，他正在迷茫地，却又满怀希望地抬头望着一架标有“新政”字样的飞机。
罗斯福像他在以往的竞选活动中的情形一样，把每一篇重要演讲的内容局限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托皮卡，他作出承诺，保证改组农业部；他赞成“有计划地使用土地”、通过税制改革来减少对农民所征的税、联邦实行贷款以便为农场抵押人重新提供经费，同时赞成实行低关税率；一个为解决农业生产过剩而制订的自愿国内配给计划，尽管粗具雏形，他便公开表示支持。在盐湖城，他简要地介绍了联邦制订的一项全面的计划，目的在于调整和援助正在困难中挣扎的铁路运输业。在西雅图，他对鼓吹高关税者发动了极为猛烈的攻击。在波特兰，他要求公开公用事业的全部财政活动，要求联邦能源委员会对控股公司实行管制，要求对股票和证券的发行加以限制，要求在制订利率时运用慎重投资的原则。在底特律，他号召消除造成贫困的原因——但不肯详谈具体措施，因为那天是星期天，他不愿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