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病无疑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想出一些点子来，但他几乎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开始从事两项雄心勃勃的、富于理智和创造性的计划——写一部美国历史和一部分析美国政府实际作用的书。关于这两部书，他都只写了十几页，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尽管所写的那几页历史明显地反映出作者用社会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而与历史问题上的“伟人”论相对比，但这两部未完成之作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新的或独创性的见解。他在漫长的恢复期间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一些传记和历史书，但几乎没有经济学、诗歌或者哲学书，不过无论病前还是病后，他都最爱阅读游记和探险故事。
他是一个富于思想而不是具有深刻见解的人。他在米尔顿学院发表了一次讲演，对这次讲话，他相当重视，并在1926年将它作为一本书出版，并冠以一个狂妄的书名《出路何在？》。这次讲演表明他的思维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但也只是兼容各种见解的大杂烩。无论他讲什么问题，都是浅尝辄止，如谈论科学革命，接受变化的必要性，机会均等的重要性，以及大多数人的倾向：观点进步但手段不同。所有这些题目，他都灵巧地简单触及一下，而根本缺少一个中心思想，或者贯穿整个讲演的线索。以后他在佐治亚和纽约为报纸写的专栏文章，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在这段时期，难道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就不曾有过一次动摇吗？显然，关于罗斯福的前途问题，在埃莉诺和萨拉·罗斯福之间曾引起了一场斗争。他的妻子希望他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而他的母亲则要他隐退到海德公园的舒适环境中去。不论妻子和母亲之间的斗争变得如何激烈，但却没造成多少长远的影响。罗斯福从政界隐退是毫无可能的。如果说他和病前略有不同的话，那就是疾病使他想要更加积极、更加专注地从事政治活动。他在患病将近一年时给一位密友写信说：
你的体格有像我，你的身体需要某种更加活跃的活动，需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同形形色色的人不断进行接触。”1924年，他脱离了1920年他协助建立的埃米特·马文和罗斯福法律事务所，主要是因为他对那些产业和遗嘱之类的事务“感到厌倦得要命”。他办起一个新的事务所——罗斯福和奥康纳事务所，在这里他可以同直接参加积极的冒险活动的“活人”一道工作。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麻痹症对于罗斯福和他的政治生涯没有重大影响。在肉体上他经历了一个变革，仿佛是为他残废的双腿做出补偿似的，他的两肩和胸部变得强壮、肌肉发达。他曾经高兴地大声说自己身体的这几部分“就连杰克·登普西看了也要羡慕的”。他的残废意味着他只能乘坐轮椅，或者由别人搀扶着才能走动。豪规定绝不能在公共场合搀扶他，然而他的侍从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已经变得很内行了。他那残废的双腿实际上已成为他的一种政治财产了。它们为他赢得了同情，否则，他就可能得不到这种同情。在以后的岁月里，千百万美国人为罗斯福在公众场合露面而深受震动——为他那紧张、痛苦而笨拙地向舞台中心移动的样子，为他周围的助手和政客们的忙乱，尤其是为罗斯福容光焕发的微笑和刚劲有力的手势所深深震撼。
他身体方面的不利条件也给了他某种便利。由于他对自己两腿的状况已经完全适应了，他就能够一再地利用他的残废作为借口，来避免参加他希望回避的政治活动。这个借口使任何人也不能进行反驳，直到1928年艾尔·史密斯成功地迫使他参加州长竞选为止。他的病有利于促使埃莉诺·罗斯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她不可能像这样参加政治活动。她参加了妇女工会同盟，并且担任了纽约州民主党妇女组织的领袖。她经常把她那些民主党和工会的“女友们”带来看望她的丈夫。豪在1921年本来曾经计划去经商，但在这个危机期间和以后，也一直陪着他的上司。
罗斯福患病的主要政治方面的影响仅仅表现在时间方面。疾病使他的广泛的政治接触和通信只中断了几个星期，而另一方面却使他参加竞选职位的日期推迟了几年，他要等到尽可能地完全康复后才争取当选。这也不妨说是一桩幸事，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对于许多民主党人来说，都是不吉利的。结果，他一直拖到民主党力量的高潮即将来临的那段岁月，才重返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