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战后初期留给人们的形象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的行政官。这时，他的工作要求他承担众多的紧迫的“实际”任务，而不是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主管这项任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这位助理部长肩上。他现在对于改进联邦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刻理解行政管理机构在政治方面的关联，反复敦促应使总统在编制预算方面享有更大的支配权，国会应把拨款活动交给一个综合委员会来对参众两院进行整顿，人员的晋升应当根据工作效率而不是年资，现有的政府机构应加以改组、重新分工，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应得到更多的权力。
他对政治采取审慎态度。1920年2月他写信给一位支持者说：“坦率地说，如果今年共和党占优势的话，我个人则不想在秋天过早地去作牺牲品。”然而这却正是他将要做的事。
第二卷权势日增
第五章插曲：商人政治家
严峻的考验
1921年的夏天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共和党人按照美国的政治传统，在前任政府遗下的废墟中搜寻政治弹药。他们觉得：在罗得岛的纽波特发生的情况是对他们有利的事实与证据。战后各种不道德的习俗，包括酗酒、吸毒和同性恋都在当地涌现出来。罗斯福研究了这种形势并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收集证据。然而调查人员自己却使用了令人厌恶的不正当手段。罗斯福发现这一问题后，便命令他们终止调查活动。参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们指责罗斯福对这些不正当手段负有直接责任，他否认了这一点。1921年7月，罗斯福到华盛顿去陈述自己的理由，但是未想到他还没来得及提出证据，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已经照原样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他觉得这是一种失信行为，因而极为愤慨。他最后离开了纽约到坎波贝洛去度假，那时他显得疲惫不堪。
后来，在8月中旬阳光灿烂的一天，罗斯福在坎波贝洛海岸外乘船游弋时不慎从船上跌入海中。他着了点凉，但第二天又恢复了他平时那种精力充沛的假期生活。那天，他和全家人从乘坐的小船上发现森林失火了，便弃船登岸，用了几个小时终于扑灭了一场大火。然而，罗斯福一刻也没有停歇，就到附近的湖里游泳，紧接着，又小跑了一英里半路程，还在芳地湾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洗了一会澡，最后又穿着湿游泳衣坐下来看了半小时的信。
他突然感到身上发冷，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他的背部和双腿疼得厉害，并且发高烧。罗斯福夫人请来了医生，他诊断只是感冒。再过一天，罗斯福就不能走路，连腿也抬不起来了。另一位医生——当时碰巧就在附近的一位“诊断专家”认为：罗斯福的病是脊髓下部的一个血块引起的，后来他的看法又变了，确诊为脊髓受损。罗斯福卧病两个星期以后才由另一位专家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在这期间，罗斯福大部分时间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的膀胱和直肠括约肌瘫痪了，必须插导管。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和背部也瘫痪了。他的体温变化不定，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他还要忍受着极度的精神沮丧，医生们的犹豫不决和他自己病情的不见好转都加深了这种情绪。在整个这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他都仰卧在床上。
在罗斯福病后的第一个月里，罗斯福夫人睡在她丈夫房里的一只长沙发椅上，日日夜夜看护着他。正如约翰·根室描述的那样，“希望与绝望交替而生，对医生不得不盲目信任：即使当医生在一筹莫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信任自己时也还得盲目信任他们，她想到自己肩负的可怕责任，尤其是对病人本人变化莫测的情绪需要给予最坚定的、最微妙的和最湿柔的照顾”——这些都构成了罗斯福夫人所经受的严峻考验的一部分。萨拉·罗斯福当时正在欧洲，8月底刚回到家，就收到埃莉诺写来的一封措辞审慎的信：“富兰克林病得挺厉害，所以，他星期二不能去看你，他感到很遗憾。……”
豪在夏初就到了坎波贝洛，罗斯福发病时幸好他仍在那里。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不要让公众知道罗斯福的病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他向新闻界发布了措辞含糊的通告，他和埃莉诺告诉罗斯福的一些远亲说，罗斯福由于受凉而病倒了，但他的健康目前正在恢复中。豪直到最后，只是当他能够引用医生的话，说这次患病绝对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的时候，才透露出脊髓灰质炎这个可怕的名词。等到9月中旬，罗斯福终于可以被送往纽约了，豪安排用担架把他从汽艇上抬到一辆大行李车上，然后送上一节专用的火车车厢。而在这时候，由于豪施用了手段，那些满怀希望的旁观者却聚集在另外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