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圣诞节前夜他在“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说：“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处得不错’。……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后同他和俄国人民仍会处得很好——一定会很好。”他喜笑颜开地对珀金斯小姐谈，他是怎样故意戏弄丘吉尔的英国派头、他的雪茄和他的习惯来打破和斯大林的冷淡局面的。
如果说罗斯福不得不以盟友的姿态同斯大林打交道，那么，他也不得不以战斗姿态来对付希特勒。这场战斗不但涉及陆海军的对抗，而且也包括意识形态。那位元首是个宣传能手，他对德国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一场人民群众反对世界上财阀统治的国家的战争。总统现在是盟国的主要宣传家，他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的赞助。他声称，盟国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最高象征就是自由。希特勒企图抹杀这个象征，诡称除了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罗斯福则极力强调自由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要拥有在战后获得和平和安全的自由。总而言之，罗斯福被迫把达到战后目标的手段变成了争取胜利的手段；其结果之一就是在1943年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家”会议上开始对战后的社会和经济安排作出规划。
在这段时期里，国内战线上却不是风平浪静毫无波浪的。伯恩斯、罗森曼、霍普金斯和总统的私人总管威廉·李海海军上将组成的“小内阁”努力消除重重障碍，解决机构之间的争执，但指挥战事却按照总司令的一贯行政做法去处理。即使是某些“次要”的决定，他也不委派他人处理，而且他还继续使官员们和各机构互相牵制。同过去相同，结果并不愉快。赫尔和韦尔斯之间的情绪严重对立，后者终于辞去了副国务卿的职务。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华莱士和琼斯公开地互相攻讦，闹得总统最后把两人都从这个领域调开。不过，国内关键的目标——实行动员而又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实现了。
在党内和在国会内，关于内政问题的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罗斯福就以他特有的作风，要求在整个非常时期停止“在内政问题上的党派之争”。他甚至还建议这两个大党的全国组织转而搞民防。但是要停歇党派之争并非易事。根据无可改变的美国选举年历，1942年国会要进行中期选举。罗斯福小心地避免了威尔逊要求由民主党独占国会的错误；尽管如此，民主党还是几乎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民主党在众院的多数由91席减为14席，在参院也丢了8席。
固定的政治年历也带来了1944年的总统选举。由于不得连任三次的传统已被打破，总统得以避免使用1940年他在党代表大会前的迂战术。所以，1944年7月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周，罗斯福给民主党全国主席写了一封简短而又直率的信，说明如果“我们的总司令”——美国人民——对他下令的话，他将继续服务下去。
“我满心希望回到赫得森河畔我的老家去，”罗斯福写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生活在我们祖国遭到进攻之际，它的命运和我们所选择的政治制度正处于生死关头。”
然而，谈到副总统人选时，罗斯福又采取他过去那套做法。他不止对一个谋求副总统职位的人半真半假地做了许诺。他不肯坦率地告诉副总统华莱士，如果华莱士的提名问题使党代表大会发生分歧，他就不能给予支持，相反的却写了一封信给华莱士说，他“个人”选中的正是华莱士。哈利·杜鲁门惊喜地发现他本人是总统正式选中的人选。这位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对罗斯福的亲信说，他愿意参加竞选，“可是总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在一件事件上，政治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1944年6月，罗斯福同罗森曼谈到一个他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一再考虑的问题：政党改组。“我们应该有两个真正的政党——一个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保守的”。民主党必须清除自己内部的南部反动分子，而吸引共和党内的自由派。他让罗森曼同威尔基去谈谈这个问题。威尔基刚被共和党正统派从竞选中排挤出来。7月初，威尔基在纽约同罗森曼举行的一次秘密会晤中，表示积极支持政党改组的主张。他愿意和总统一道来制订一个计划。但有一个问题，威尔基坚持他的立场：他要等到大选过后才能会见罗斯福。当他还想在共和党内保留一定影响的时候，他怕同总统进行合作会被人曲解为他把自己“出卖”给民主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