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休息的时候——是总统可以考虑他夏天要度过一个长假，考虑到英国去旅行的时候，是他甚至可以考虑重大任务一旦完成，他就不当总统的时候。他可以想想海德公园里那幢等待着他的房子，想想那摆满了书报、纪念品的图书馆。
这也是—虽然当时还无人知道——最后一次看一看这位活着的人的时候。
民主的贵族
那些了解罗斯福的人只能在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他是一个非常复杂几乎不可理解的人。伊克斯不止一次地惊呼：“我真对付不了他！”许多同白宫里这个精明的政治家打过交道的国会议员、政客、外交家和官僚都有同感。罗伯特·舍伍德说，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而且矛盾到令人困惑不解的程度。
这种矛盾一再使罗斯福的眷属感到茫然和不悦。他几乎从始至终都是和蔼可亲而又通情达理的，然而某些行为却又透露着一缕残酷的意味。在最大的压力下，他都能保持镇静和泰然；然而，要是在某些方面惹恼了他，他也会拿尖刻的言语来刺痛他的对手。他有办法打发那些惹人厌烦的人和自称无所不知的人，可是他却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耐心听着伊克斯的抱怨和要求。他几乎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窜改巨大的数字，可是却花许多时间去解决芝麻大的问题，或者把一份电报删改到只剩十来个字。他喜欢新思想、新人物和新方案，但是他又希望他周围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性质。他机敏地从一套政策转到另一套政策——从节约到支出，从中央规划到反托拉斯，从对外干涉到中立，从党的行动到全国行动。
在许多小事情上他没有一个准则：例如，他对有些努力工作的下属表示感谢，对有些人则毫无表示；他干预某些行政事务，对另外一些事却又置之不理；有些时候用四个人做一件事（弗林曾抱怨过这点），而在另外情况下又让一个人做四件事，对有些事情简直马马虎虎，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过于严肃。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性格是；在某些挑战面前他表现出超群出色的勇气，而在另一些挑战面前他又是那样优柔寡断。他做某些决定时是那样的刻不容缓雷厉风行，而另一些事却一拖就好几个月、令人莫名其妙。他信守马基雅维里的忠告，即一位领导人物要有狮子般的勇猛，狐狸般的狡猾，这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长期以来，这已成为政治家的第一课了。可是他一会儿从狮子变成狐狸，一会儿又从狐狸变回狮子。因此，即使那些亲近他的人也感到困惑不解。
罗斯福的这种复杂性格部分来自政治生活的需要。格莱斯顿曾经说过，他结识政治家并对他们进行研究达六十年之久，但在他的心目中，他们仍是一些怪人。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竞争性的职业，成功的政治家必须知道怎样藏起手里的牌，用不同的态度应付不同的人物。罗斯福也是以藏而不露、迷惑他人为乐。不过，他的复杂性格的根源却比这些要深刻得多。
罗斯福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政治家都更多地经历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缓慢过渡。
在美国，他出生的阶级、成长的环境与贵族最为接近。在家里、在罗格顿学校、在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和纽约的权贵人家，他形成了牢固的信仰和永不丧失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他的罗盘上的指针无论动荡得多么厉害，但由于他的出身最后还是指向正北。美国社会据以展开活动的一些重要前提也许不是那么明确，或者说有点含糊不清，但却很有意义。这些前提是：人们只能在某些简单、传统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共存；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不善者也可以借助榜样和训诫而变善；世界上虽有治乱安危，但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出身高贵者勿与邪恶妥协；仁人君子应参与政府以扶助不幸者，必须参与政治来实现社会的清明。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交替时，世界稳定、安全、和平、欣欣向荣似乎证实了这些思想的有效。
罗斯福从这样一个世界被抛射出来，坠入二十世纪的几个异乎寻常和出乎意料的阶段——一个以揭发名人丑事著称的十年；国内是实行威尔逊式的改革、国外是实现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的十年;战后以愤世嫉俗和反动为特征的十年；随之是大萧条、新政，国外则是残酷的武夫执政、新的大战爆发的紧张岁月。
有些十九世纪的人感到难以适应新世纪；他们感到不安和害怕，他们像罗斯福一样仍然坚持旧的道德规范，对待事物墨守成规，而且像过去一样不信任政府；他们蜷伏在他们的阶级壁垒之内。然而罗斯福却轻易地跨过了这些界限。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时期，他在社交界并不完全顺利——例如他在坎布里奇想参加一个最高级的俱乐部而未能成功——因此他并不绝对遵守旧的一套办法和制度；因为他受到了埃莉诺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因为他卷入了纽约州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因为他朝气蓬勃好奇而且雄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