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再一次陷入政府顾问的两种分歧意见，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两派之间的争执之中。白宫内部一度又出现了观望和改变方针的局面；罗斯福的顾问——史汀生、伊克斯等人——也重又埋怨总统放弃了领导。罗斯福应付事态的办法又是见机行事，回避躲闪。他公开下令要在目前已扩大的安全地带加强海军巡逻；暗中又发布命令，要求搜索德国舰只和飞机，并将它们的所在方位及时通知英国部队。5月27日，工人纠察队带着反战标语牌在白宫门前来回坚持示威，罗斯福颁布了一项“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的宣言。但次日他又冲淡了这一行动的含义，否认他会根据新的方针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霍普金斯说，罗斯福“宁可跟在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愿意走在前面领导舆论”。这话很有道理。罗斯福对1941年的民意测验迫切地加以研究，结果，在公众舆论的综合因素中却没有提供他本人的领导作用这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他和他的那位伟大的世界事务伙伴丘吉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战争时期，”丘吉尔在这年稍晚时候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生活在盖洛普民意测验那种变化无常的气氛之中，总是不断地按脉和测量体温。……唯一的职责，唯一的安全措施就是要尽力做得正确，对你相信是正确的事情，你就要无所畏惧地去做，去说。”
作为战争首脑的罗斯福
6月22日纳粹突然猛攻俄国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使华盛顿从安静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许多美国人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厌恶共产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感到实际上有必要与俄国人合作共同反对纳粹主义。但是总统并不感到进退两难。当《自由》杂志的富尔顿·奥斯勒向总统送去一篇准备发表的题名为“我们还要说‘让共产主义见鬼去吧’”的社论。罗斯福回信说，他认为俄国式的独裁和德国式的独裁都同样需要加以谴责，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即目前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是德国。总统因此催促赶快给俄国送去支援物资，并采取措施，事先防止有人对这种援助进行有组织的反对。
总统密切注意目前的战术行动，而不大重视伟大的战略部署，因此，他和丘吉尔共同宣布的那个崇高的大西洋宪章，几乎只是7月间举行的大西洋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两国事务密切相关的具体项目，如对生产、后勤、协调行动等问题以及谍报工作，都认真地予以考虑。崇高的宪章本身实际上都是匆匆写在零星的纸上，作为新闻消息发布的几项声明，但由于渴望获得总统领导和指示的美国人民予以接受，因此它便成为历史性的文献。
两国领导人共同宣称，“两国决不在领土和其他方面寻求任何扩张，……两国尊重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它们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负，能发展通商贸易和享受全世界提供的原料。它们希望各国之间，实现最充分的合作，”以便得到社会安全和经济福利。“两国深信，世界各国，无论是出于精神上的原因或现实的考虑，都应停止使用武力。……”
但是，冠冕堂皇的词句本身是不够的。罗斯福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总统迟迟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提供海军护航，下令在大西洋展开全面的海上进攻，甚至公开宣战——实在叫他周围的活跃分子焦急不安。但是总统仍然谨慎行事。他感到只有敌人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他才能用决定性行动予以报复。希特勒现正集中全力攻打俄国，拒不对他采取决定性行动。元首还要求他的海军将领们：不准制造事端，或进行挑衅。敌人没有采取公开行动。从而剥夺了总统所需要的武器——时机，即将一种局势变得戏剧化或对一次事件作出有利解释的时机。总统正是需要这样的时机以便激励人民，进而推动国会。因为，要取得立法机构的支持从此就靠不住。8月中旬，众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了延长选征兵役制法案，至今仍使行政部门为之心惊。
接着，1941年9月初发生了“格里尔号”驱逐舰事件，看来为罗斯福提供了所需要的时机。几个月前发布的总统命令已包含此类事件。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赴冰岛途中从英方获悉，附近发现一艘德国潜艇，便跟踪监视几小时，并定时将其方位通知英方；最后该潜艇向“格里尔号”发射两枚鱼雷，但均未命中；接着“格里尔号”投下深水炸弹，是否击中，情况不明。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个事件，在一次“炉边谈话”中指出“格里尔号”遭到袭击，至于事件的起因则只字不讲。不久，下令舰队：立刻建立全面海军护航，“发现目标迅速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