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对获得这种力量的困难，不存幻想。不论是美国、法国或是英国，似乎对取得这种力量的可能性都兴趣不大。因为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重新考虑它的战略（即使它不会立刻接受这样大胆的建议），所以他忠告美国在批评法国时要更克制些。即使美国人对法国建立独立核力量持否定态度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贬低他们的努力，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对基辛格来说，这并不是事关重大的战略问题。他对核武器扩散的忧虑，不及他对局部防御问题的忧虑。他深信，假如没有法国的合作，欧洲的局部防御是不可能的，他很简明地陈述自己的立场时说：“我们的现行政策起不到作用。它不能阻止核武器的扩散，甚至不能防止扩散到法国；它也将使欧洲的局部防御无法实现。”基辛格接着又说：“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必须准备——即使是痛苦的——重新评价我们对法国掌握核能力的雄心所抱的态度。”
基辛格建议美国帮助法国研究它的核计划，即使只限于协助、发展运载工具。他写道：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要求法国利用它节约下来的资源去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防御力量。他认为支持一支适度的法国核力量，可能是建立欧洲核力量的最佳方式。他相信，这种战略将显示美国的良好愿望；如果法国拒绝在这个基础上的合作，那么，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很明显，法国是把“权势的观念置于盟国的共同利益之上了，最终也是置于法国自己的最大利益之上了。”
这是基辛格对肯尼迪政府防务政策方面的最初的系统分析。要对政府所作的努力，特别是政府在设法建立常规力量方面所作的努力，说些奉承话是容易的，但基辛格偏偏表示对这些努力并不感到满意。在他看来，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都不掌握从反击战略转变到局部防御战略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他对他们继续反对战术核防御的观念，不能同意。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对政府日益增长的对戴高乐和法国人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核力量表示不满，有不同的看法。基辛格好像为了使自己和政府分得愈开愈好，他对于把北极星型潜水艇交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过分吹嘘的几个论点表示有所怀疑。
为什么对一个在防御问题方面积极努力的政府，对一个如此愿意接受基辛格所赞成的意见的政府，要给予这样消极的判决呢？肯尼迪早在1958年曾经引用基辛格在其《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如同马其诺防线的事例，说过依靠大规模报复是错误的。一个曾经反对“依靠一种可能失败或可能永远不能使用而同时又不允许作其他考虑的战略”的总统，可以被认为在防务观点上与基辛格这样的人是意气相投的。尽管肯尼迪政府很清楚地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所不了解的许多东西，并且准备根据其所知行事，但基辛格仍然认为政府没有形成一种合乎事理的军事理论，同时政府对待法国的政策，对盟国来说是充满着危险的。基辛格重新提到在其一生经历中早已研究过的论题，即坚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要求对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给予重新估价”。假如戴高乐需要重新考虑自己正在干的事情，那么肯尼迪也有这种需要。照基辛格看来，他们的行动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他相信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共同体具有新的可能性的想法是正确的，肯尼迪政府就有责任向这个目标前进。基辛格的评论是没有恶意的，然而也没有奉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领导的新的国防班子的显著成就。基辛格虽然比较友好，但并没有随风倒。这是在整个肯尼迪一约翰逊年代里他所保持的态度。这跟另外一些人（可能因为他们跟事情牵连较深）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朋友所讲的话，形成显著的对照。
在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经历了它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苏联决定在古巴设置导弹而引发的。照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前后有十三天存在着“两个核大国碰撞”的危险，而且这可能“把世界带入核毁灭的深渊和人类的末日”。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是一个安然度过危机的故事；这是一本充满豪情的报告，结尾追溯到总统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或他的政府”，是很恰当的。
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应该同刊载在《记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一起阅读，这篇论文是基辛格在危机发生以后不久写的。基辛格在这篇论文中无意贬低肯尼迪的成就——事实上却一反常态地强调了这一点—但基辛格所讲的同别人所写的，特别是跟那些认为这是肯尼迪外交政策最大成就的人所写的，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以非常简单地归纳为：肯尼迪的赞扬者大多强调了肯尼迪的坚强、智慧和克制，基辛格则主要是因赫鲁晓夫的无能和愚钝而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