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机会主义和感情用事之间的对话的种种束缚摆脱出来。基辛格对政府能否抓住自己的机会一点也没有把握；这完全要看它准备冒什么样的风险。基辛格在重复他多年前说过的话时写道“政治家的难题就是他对事件的可能发展趋势不太清楚，他不可避免地只能在直觉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而直觉本是无法证实的。如果他坚持要有了把握才行动，他就会冒变成事件的囚犯的风险。他的决心不应来自通常所说的事实’而应来自他对未来的远见。”
基辛格赞扬政府“在问题一旦被认识时，能够处理得巧妙、大胆和果断”。可是他很奇怪，为什么问题没有被早一些认识，他认为过错不在于情报部门而在于不愿意接受暧昧不明和尚未肯定的东西。他写道：“面临的难题在于要把专家管理的谨慎、细致和技巧与对囊括我们面前各种机会的想像力的行动结合起来。”基辛格并不怀疑机会是存在的。
两个月以后，他在写到“闪电导弹事件”时指出，这些机会是怎样利用的。事情的经过令人气馁。他在回顾导致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举行会议的一连串事件时，详细讨论了英国在五十年代努力维持独立核力量所采取的政策。1960年2月，英国同意接受当时正在美国制造的闪电导弹。可是在肯尼迪就职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访问了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说：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英国是否需要核威慑力量表示疑虑，如果英国愿意把它的防御力量面向其他武器，他们将感到高兴。哈罗德·麦克米伦立即加以否认，然而当别人要他提供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美国人是支持英国的核力量，一时他又拿不出来。相反的他却提到了英国同美国签署的一项保证由美国人供应闪电导弹的协议。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没有否认这个协议的存在。因此在1962年的一次预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前一周，当美国宣布它撤销闪电导弹的意图时，在英国引起了一阵喧嚷。原来打算对古巴事件后的世界形势进行广泛考察的拿骚会议变成了核战略的讨论会；用基辛格的话来说，通过那些会谈达成了一项非常含糊的协议。
美国允诺提供不指定类型的北极星导弹给英国，而英国则负有供应弹头和潜水艇的责任。英国的北极星导弹力量要交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配，“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对准目标”，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力量的一部分。法国将在同样的基础上被邀请加入这种力量。在基辛格看来，那里有许多没有回答的疑问：如果英国判定一场特定的危机涉及它的最高国家利益时，它能做些什么？它能独立使用它的导弹吗？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潜水艇，事实上是由谁来决定调度呢？又怎样决定调度呢？拿骚公报颠倒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传统理论，把核武器看成为“盾”而把常规武器看成为“剑”。基辛格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只用常规武装力量去抵抗苏联的大规模进攻？基辛格写道，假如含意果真如此，那就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欧洲大陆盟国会同意这个战略的。由于拿骚会议所制造的气氛是那么混乱，所以这类问题就没有可能进行讨论。但是美国人对这一切看来都忘怀了。他们为撤销闪电导弹和提供北极星导弹，在自家里到处庆贺。虽然总统以为他处理的是个技术问题，基辛格则坚决认为，只有认识了问题的政治含义才能正确地理解问题。
他怀疑法国是否能接受所提出的种种安排。如果美国对它的特殊友邦英国可以那么粗暴无情，戴高乐就别指望大陆的要求会得到更多的谅解。不论提供北极星导弹的好处有哪些，基辛格认为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提议现在改变得如此频繁，以致没有人再会知道美国究竟需要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据基辛格看来，美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像“水银”那样易变的盟国。他还担忧美国经常改变的军事政策的每一方面看来都是跟技术上的需要相联系的。而对问题的心理的或政治的因素则从不注意。基辛格写道，除非许多含糊其辞的内容得到澄清，除非美国对待它的盟国“不再那么耀武扬威”，结盟的讲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是很现实的基辛格有关闪电导弹的论文是针对一场特殊危机而作的。发表在同一月份（1963年1月）的《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文联盟的紧张，基辛格更全面地反映了联盟的情况。虽然总统要求的是美国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基辛格却讲到了由于欧洲各界的疑虑心理四处蔓延而日益增长的分裂状况。基辛格并不指望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对所有的争论会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他怀疑联盟是否可以持一种触犯其一个或几个伙伴的最强烈感情的立场。柏林问题使他担心。尤其是在英国，有影响的舆论正在开始支持这样一种建议，即应该承认德国一分为二，以换取在新的通道安排上达成协议。基辛格认为任何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都会严重破坏德国国内的均势，他写道：“如果西方国家或是明里或是暗里放弃国家统一的原则，德国人会以为这是牺牲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林墙使德国舆论哗然；对这一样个象征着断送一切统一希望的行动，西方居然作出如此不冷不热的反应，使德国感到怨恨。联邦共和国一向是把跟西方国家结盟作为促进统一的手段而提出的，突然出现的这一情况，似乎同原来的目的大相径庭，后果之一就是波恩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日益增长，而法国却利用了这个机会。法国人并不是不关心的，戴高乐相信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有赖于它向联邦共和国保持紧密的关系。基辛格写道：“戴高乐总统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贬斥在外者，它就不可能继续作为西方的一个诚挚的伙伴。他体会到一个热衷于民族统一的、心怀不满的德国将是全欧安全的威威。所以，他存心奉承德国的自尊心。在他看来，为柏林问题拟订谈判方案，倒不如使德国人感到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并不是孤立的更显得重要。他认为只要是孤立地考虑柏林问题，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解决办法。谴责犬儒主义的法国是没有用的。他们奉行的政策适应于他们的目的。”基辛格认为法国的主张有时比德国人自己公开表达的更能正确反映德国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