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查德·尼克松着手写《六次危机》一书时，他谈到了进入政界的一些律师。他对担任高级政治职务的律师所表示的某些保留意见，跟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表示的意见存在着相同之处，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尼克松写道：
就研究法律能够锻炼智力这一点来法律在政治以及其他领域里，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在这点上应该补充一个警告：律师很容易成为‘吹毛求疵的人’。遇到问题，他们常常就从怎样避开它的观点，而不是从‘如何解决它’的观点加以探讨。从事政治的律师需要有非律师出身的人在他们周围，使他们不至过分拘泥于法律，太缺乏想像力。尼克松之所以选择基辛格可能就出于他相信基辛格会成为他班子里的一个使他不致“太拘泥于法律，太缺乏想像力”的非律师出身的人。倘若尼克松需要一个哲学爱好者，他已从基辛格身上找到了这个人。
基辛格是由于具备专家知识才成为白宫班子中的一员的；他不是由外界的选民推荐给尼克松的。他为当选总统所看中，只要他感到人家需要他，只要总统需要他，他就能留在总统身边。基辛格在他的生平中已经花了多年从事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他相信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比得上国内任何一个人。他的执教生涯使他能自由地进行研究。在他进入白宫以前，他就和政府许多高级官员有联系，从而他学到了美国政治的某些基本的东西。他跟好几百个外国朋友持续不断的交往，使他对存在着的分歧意见，亦有所了解。尽管不论是他所进行的研究还是他的经验都不能保证他获得成功，但是有了这两者才可能形成一套为这任美国总统所赏识的理论。为什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意见如此投合，或者尼克松本人怎样改动了这些意见使之和他自己的看法更加一致，或者尼克松有没有真正这样改动，这些都是很难知道的；但可以这样说，一个花费了大部分成年时期来思考和撰写外交政策问题的流亡美国的难民，能有机会把他的见解付诸实施，这样的成就是非常出色的。
若干年的学院生活使基辛格获得了他所需要的能力。但他并不单纯套用他的老师所传授的一套。他把学到的东西融合而成一个很重视观念的体系；对他来说，言词关系重大。在他心目中，言词是明确的，应当受到重视，言词揭示目的，从而为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提供证明。基辛格从来不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宣传”而不加思索的人。
另外，他也反对许多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所提倡的经济决定论中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看法。基辛格从来不大赞同那种坚持认为由于某种无可争议的事实，某些事态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理论。这些事实只是在那些引述它们的人的头脑中才是“无可争议的”。当这种信仰不时兴的时候，基辛格断言，一个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能够做到什么，才是重要的。在他看来，政治家就是一个经常同难以处理的素材打交道，而念念不忘某些意义远大的构思的艺术家。他认为政治家应当受到祝贺。由于他自己评判成就的标准是那么高，他觉得很难有人能达到他所追求的荣誉。
基辛格决不低估政治家工作的艰巨性。首先，它是智力的产物；不过，这仅仅是政治家施展才能的开端。在外交谈判中，他必须懂得如何把他的目的告诉给别的国家；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必须懂得如何把他的目的告诉给他自己的同胞。在基辛格看来，政治家永远是个努力把他的“预见”告诉给他人的教化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有一种历史的感觉，这比单纯懂得历史要求更高。他必须知道别人理解力的限度，他应该懂得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要它从不单单复重过去已知事物的视野里去观察问题是多么困难。基辛格知道，即使最最卓越的政治家，假如他打算作一个“独唱”演员，那他也不会成功。基辛格并不是在寻找英雄，而是在寻找可以使二十世纪的国家避免核战争恐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