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看不到缩小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在欧洲军事政策上的分歧的可能。各盟国配备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限度，都保持在能够确保美国军队继续留在欧洲的那个水平上；它们十分谨慎地不使自己的兵力过大，以免可能被认为要代替最终的战略武器——核威慑力量。当肯尼迪就任时，政府的理论是坚持：任何一场使美国的武装力量卷入同苏联或中共的武装力量对抗的战争，都必将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肯尼迪政府认识到这套理论是荒唐的，因此着手予以修改。
在理论上，政府正在寻求一种使美国和它的盟国得以对付苏联发起的任何一级挑战的所谓更“灵活的反应”。基辛格暗示，政府并没有“正视”它所企盼的那种灵活性。美国争辩说，常规力量的加强会“在实行反击战略以前提供一种最后警告的能力”。基辛格不相信，美国扩建三个或四个师会大大增加核威慑力量在防卫一个地区（如像东南亚）中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在美国亲自承担责任的欧洲，即令增驻很少几个师也会大不相同。但即使在欧洲，弄清这几个师究竟作何用处，也很重要。美国人多次主张的“防御力量”的增加会使反击战略更有可能出现的论点，没有被普遍接受。许多欧洲人认为，这种论点是美国越来越不愿意使用核威慑力量而玩弄的一种用薄纱遮盖起来的花招。
基辛格对欧洲人的怀疑表示同情。假如美国采取一种以灵活反应一概念为基础的战略，那么声称它会使反击战略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并不能证明美国采取的那种战略是正确的；相反，必须视作一种战略上的转变提出来——那种立足于立即爆发全面战争的陈旧的战略思想，显然已经过时了。基辛格写道，不承认这一点，力争在欧洲配备三十个师将提供二十二个师所不能获得的安全，是说不通的。基辛格写道：如果能正视“报复力量即将具有坚不可摧的能力所包含的意义”的话，那么，考虑加强常规力量在增加安全上能起什么作用，才有一些意思。
基辛格写道，肯尼迪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提出的战略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即防御力量——大概说的是常规力量——必须强大到能够迫使苏联军队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中“中止”下来的程度。在理论上讲，这个“中止”可使苏联人“领会一下其中包含着的更大的危险”。基辛格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的思路。他问道，为什么在三十天的最后，当盟国的常规力量可能已十去其一时，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会比三十天开始的时候好一些呢？此外，在苏联一旦达到了主要目的，同意谈判时，又当作出什么反应呢？盟国又将作何反应呢？基辛格写道，假如在苏联开始行动时就打一场核战争是过于冒险的话，他不理解，在局部争端一旦造成对西方不利的局面时，为什么不是更冒险的呢！
基辛格觉得政府关于“界限”的概念同样是难以理解的。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曾经讲过，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濒于被对方常规力量挫败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应使用核武器。基辛格想知道，由谁来决定盟国的部队已濒于被挫败的境地。假定这样的决定作出来了，那么又怎样使用核武器呢？基辛格认为，在盟国被苏联突破后再使用这个武器将会有利于侵略者，因为它的部队可以分散；而盟国则不得不把它们的军队转移到预定的地区去。基辛格认为，如果核武器是用于战术目的的话，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使用时间是在战争早期，即防御力量还相当完整，而苏联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出现在战场的时候。
基辛格觉得同样无法理解的是“前沿战略”的概念，即防守铁幕沿线的能力，特别是保卫那些接近边界线的城市的能力。在基辛格看来，那些坚持必须有三十个师才能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想要让这些师达到什么目的并不很明确。假如目的只在于“防止一次有限的突击”，那么，这支力量可能是合适的；但如果其目的是防守中线以抵御一次大规模进攻，那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战略。基辛格写道，企图用三十个师驻守铁幕沿线，将重犯1940年盟国被包围在比利时、荷兰等地时的错误。基辛格可能认为，一支三十个师的军队能帮助像希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保卫自己抵抗共产党卫星国的进攻；在像奥地利或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遭到共产党国家的进攻时，这支军队也能发挥作用。但是，在中部前线，像这样规模的兵力只能抵抗较小的袭击；或抗击一阵全面的进攻，但不会有其他决定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