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摊子他曾否希望得到一个职位呢？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样想过。基辛格的政治关系，一向是与纽约州的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他的某些同事们连在一起的。他虽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的政策采取严格批评的态度，但是他的观点，同那些给约翰·肯尼迪提供意见的人倒也并不完全相同。在那些向总统推荐人选方面对总统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中，有些人几乎肯定是不了解他的。1960年，基辛格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认真研究外交政策的一个小组中的一员。没有更多的理由选用基辛格而不去选择其他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开头，基辛格并没有什么得到特殊考虑的要求。他和总统并不熟悉，他对总统的竞选从未提供什么意见；他在政治上，就人们所知似乎是倾向于共和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倾向于洛克菲勒的共和党的。虽则，基辛格通过他在坎布里奇和纽约的朋友，认识现今参加肯尼迪政府的许多人，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把基辛格拉入这个班子。偶然的际遇，使迪安·腊斯克当上了国务卿，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成为了国防部长，而偶然的原因，也可能同样方便地使他们根本得不到考虑，这在美国政界中都是常见的事。基辛格没有理由指望得到什么；他一无所得，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对他很是有利，使他有朝一日可能在这个或那个职位上得到选用。基辛格的两个最亲密的哈佛同事，麦乔治·邦迪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都在白宫任职——邦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施莱辛格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同这两个人的友谊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俩跟基辛格很接近，大家都在《合流》的最初的编辑部工作过。他们对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很熟悉，都了解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所作的种种批评。
如果友谊取决于政治主张的一致，那么，基辛格和施莱辛格就决不会成为朋友。小阿瑟·施莱辛格并不像批评他的那些反动批评家中更为守旧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绝大部分的观点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他生活在距新政不远的时期，他写新政的历史，以生动活泼的散文表达了他既反苏又主张保障民权的思想，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赞美艾德莱·史蒂文森的理想主义却又在1960年决定支持肯尼迪。他的党派观念十分强烈，爱好作政治上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在坎布里奇高等学府中从来是完全不被重视的。他是哈佛大学一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儿子，年纪很轻时就被选任为历史学副教授。“年轻的阿瑟”并不看重这个荣誉。学术空气很强的坎布里奇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了他，他对坎布里奇的感情也往往是一般化的。在基辛格还是一个不知名的研究生时，施莱辛格就和基辛格成了朋友，对基辛格的才智深有印象；在坎布里奇，他是发现和喜欢基辛格的才智的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他是个能替人设想的朋友，他感到有很大的责任使基辛格同那些没有他基辛格就无缘会面而他相信基辛格应该认识的人往来。施莱辛格在坎布里奇的家犹如一个“自由主义的沙龙”，在那里，基辛格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但是，无意中，施莱辛格帮助指导基辛格学习了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的正统学说；他使基辛格懂得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本质。对基辛格来说，从其他方面是不可能学到这样多的。在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上，基辛格从来不是同施莱辛格一致的，然而他尊重施莱辛格的观点，同时他也理解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政见中，施莱辛格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两个人在哲学观点上相差太远；他们平易相处的关系，掩盖了他们的完全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基辛格乐于见到施莱辛格，甚至认为和他相识受益匪浅，那么，施莱辛格在与基辛格的相交中，也是同样感到愉快的。这是基于某种水平上的学识方面的关系，又是基于另一种水平上的社会关系。施莱辛格的兴趣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且几乎全部在政治方面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华盛顿，而基辛格的兴趣始终是更为全球性的。他们两人都住在坎布里奇，但对他们说来，哈佛大学似乎并不存在。
基辛格同麦乔治·邦迪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从学术专业上讲，两人是同一系科的同事。但是大学里存在着的长期任职的人员和按学期聘任的人员之间的鸿沟，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把他俩分开了。当基辛格几乎还没有起步的时候，邦迪已经“安返本垒”了。有人评论说，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大影响。同时，也没有什么事例可以证明，基辛格对邦迪提升为文理学院院长有什么意见。1954年以后，基辛格理解到，他在政治系的前途将多半决定于他的同事对他的工作的评价；他懂得只要院长插手帮忙，就能使他早日获得一个永久性的职位。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基辛格不依靠邦迪，同时邦迪也无意要基辛格知道自己是依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