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美国是否了解自己应该给新兴国家以什么，表示极大的怀疑。他写道：“在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作出贡献方面，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的含义。”基辛格确信，不发达世界正在注视着美国，他还认为，一种“信任的气氛”和“目的明确的感觉”是能够感染别人的，如果它能被人真诚地感觉到的话。但他并不主张美国仅仅出于这些考虑来行动；正如他所说的，我们不是为了外国观众才演一出戏的例钟如，如果美国谋求解决它的种族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它想要影响非洲，而是因为这样的解决将有利于改变美国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并给予这个国家以新的信心。基辛格强调经济援助的必要性，认为这种援助“应比过去十年的规模更大”。基辛格认为，虽然经济援助的技术是复杂的，但它是美国在不发达世界中的问题中最简单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支持民主制度的发展。美国应该表示它所倾向的是什么，并应对它所帮助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结构表示关注。基辛格认为，革命领袖们填补了一种精神上的空白。美国必须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相抗衡，不这样做，对新兴国家的任何经济援助政策都注定是没有成效的。
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费很大力量去迫使不发达国家成为美国的盟国。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今后能否赢得不结盟国家的支持，是很成疑问的。凡遇新兴国家要求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的时候，它们的愿望理应受到尊重。基辛格解释道，不结盟国家对那些在它们看来与它们的重大利益有关的危险，是会表明态度的。在它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问题上，它们就不会表态；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只会使情况弄得更加严重而不是更好一些。许多新兴国家的领袖想从两个世界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保守、中立和对所有争端作出评判。基辛格谈到了他们从大国的竞争中得到好处而感到十分得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比之处理国内问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又更能使人感到满意。尽管他们愿意在重大争端上发表言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承担重大的责任。鼓励他们去当仲裁者的角色，到头来只能在国际关系上带来令人沮丧的后果。如果让不结盟国家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问题，那么，许多基本问题都将被避开，主要的争端会受到歪曲。基辛格担心，抽象的宣言将代替具体的谈判，外交将沦为标语口号。他写道：“世界舆论不是我们的外交官员必须设法发现然后再努力与之适应的某种抽象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不仅是去关注世界舆论，而且有责任去影响世界舆论。尽管美国希望能得人心，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它不能把自己的政策束缚于讨好新兴国家的企图。”
如果《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是基辛格心灵世界的自我写照，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企图以核时代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一些基本事实来对各种美国人进行教育的一个尝试，那么《选择的必要》一书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前面已经说过，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为一本对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任职八年的基本评论的著作来看。这本书是否投合了即将接任的肯尼迪政府的心意呢？事实上，它没有。这本书是在竞选运动之后出版的，即使早在六个月以前出版，它能否受到很大重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虽然那样该书的行销可能会扩大一些。基辛格的不满不是对那些围绕在肯尼迪周围的人的不满，而他所提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使1961年初来到华盛顿承袭政权的那一班人满意。基辛格对需要建立常规武装力量、最高级会议或军备控制谈判的意见所唱的调子，都不是肯尼迪班子希望听到的。这本书的成就一般而已。华盛顿（以及纽约和坎布里奇）的注意力过多地专注于聚集在华盛顿的那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身上，以致对这位留在坎布里奇的人，就未免不甚注意了。
第8章五肯尼迪一约翰逊年代
比较温和的批判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61年1月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间。一位哈佛校友即将正式就任为美国的新总统；他正在从他的同辈中挑选几个主要助手，其中有许多人他还不太熟悉，但是这些人在哈佛广场及其周围一带却是很著名的人物。像肯尼迪这样从哈佛（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中广泛物色新人的做法，还没有先例。虽则罗斯福在1933年组织他的第一届政府时，曾从高等院校中任用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但他的所谓智囊团并不是以坎布里奇的人为班底的。当哈里·杜鲁门准备更换从罗斯福那里接过来的人时，他所选择的人，绝大部分是他在华盛顿任参议员时所熟悉的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优先选择的人显然是企业家而不是大学教授，即使他挑选詹姆斯·B·科南特作为驻德高级专员，也没有人以此作为其他任命的先例。美国总统没有选用教授作为他们主要助手的惯例；说实在话，即使是肯尼迪，在这方面也不是很放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