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坎布里奇高等院校的人和报道总统第一批任命情况的公众宣传工具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哈佛的教授们从课堂走向东京和新德里的宽敞的大使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一些人，获得了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的主要职位；不仅在白宫地下室，而且连白宫本身，都陆续住进了那些在坎布里奇为大家所熟知的人物。这些任命只是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这的确是一个新政府，由于新人新事而生气蓬勃。
对华盛顿来说，坎布里奇的教授们并不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出任过重要的军职或文职，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一直保持着这种或那种联系。但是，不论是使用他们的技术才能或较为一般的知识，不论他们是作为参谋或顾问，不论他们服务的时间是长是短，他们几乎从未在政府中居于最显要的地位。直到1961年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和美国总统保持日常的、持续的联系；很少有人在政府里负有那种通常落在华盛顿的那些来自企业界或法律界的人身上的职责。总统的政治方针，总是从专业人员中而不是从高等院校中招聘他的绝大部分人员。事实上，联邦政府在不依赖终身就职于华盛顿的行政老手的场合下，一般说来，更是如此。
1961年，第一次出现任命了那么多大学教授的情况——人数之多足以驳倒某些大学人士认为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太配合脾胃的看法——它很容易使人们相信，新的一代确已登台亮相了。宣传华盛顿正在刮着一股股的新风，国家正面临着振奋人心的新机会的，并不只是公众宣传工具。那些参加政府工作的人也都怀着很大的希望这样宣传着；1961年1月20日，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是又一个总统就职日。这个就职日的象征意义，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却有试图和过去决裂的某些革新的特色；这不单是美国第一位天主教徒的总统就职日；这是一位与前任大不相同的总统的上台。这个总统认识到用一种暗示把这些差别加以强调的重大作用，而此种暗示对愿意解释其含义的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决定请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诵一首特地为总统就职而写的诗，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征兆。这或许是一个姿态，但是对国内许多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姿态。每件事情似乎都安排妥当了；美国最后终究有了一个“有才智的”总统；这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证明，而最为显著的或许就是在肯尼迪选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的那些人身上。
对生活在大学里或接近大学的人来说，肯尼迪的第一批任命似乎是很鼓舞人心的。即使他们对这些新任职者并不了解，但产生了一种感觉，即和他们同类型的人被选中了，而其他总统对这类人一般都是排斥或忽视的。尽管肯尼迪选择了一个企业总经理作为他的国防部长，那也不只是选了另一个“无个性的”公司领导人，而是一个被称为“有头脑的”和
有才智的人’就像肯尼迪总统自己一样。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福特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在哈佛商学院执教过。最近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迪安·腊斯克，有许多其他重要经历。作为一个曾获得过罗得斯奖学金的人，他一开始就持有一种在那些重视学术资历的人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证书。这些就是肯尼迪所任用的人的特点。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好几十个。
这个政府显然有它自己的“格调”——这是聪明才智和鉴赏能力这两者的以金钱为后台的结合，它使一些亲英派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长期钦慕的伦敦的那一套终于来到了波托马克河畔波托马克河是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一条河。一一译注。有许多关于“风格”的谈论，据说这是总统又一先天的优点，而这种优点在他所选用的许多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到。这种“风格”包括口齿伶俐，即语言的才能，这点很多人都有所评论；此外，它还包括大干一番的欲望——一种看来原是美国人所独具的大胆泼辣的特质。新政府表现出年青，生气勃勃，勤勤恳恳；这就无需在它的干劲上去同因为缺乏干劲而刚刚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比高下了。同现今出现在华盛顿的这些人相比，那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军人似乎已显得衰老了。
为什么这些对亨利·基辛格就应该具有重大意义呢？最重要的，而且最明显的是，他不是总统请到华盛顿去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哈佛大学同事一道，他留在查理河是穿过哈佛大学的一条小河。——译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