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写道，工业“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的能力、效率和生产率”。这些因素有时需要“立宪政治”，然而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民主政府，至少并不一定需要西方一般所称呼的那种民主政府。工业社会的经营管理集团在政治上并不很突出。他写道，工业企业包括“操纵、专业化和指导”。工业的试金石是效率。经理人员在社会动乱中会蒙受巨大损失，所以不太可能反抗现存制度。基辛格认为，经理阶层是由那样一些人所组成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那些抽象概念。他们的实用主义总使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没有变得过分专制的政权。他们对政治思想缺乏兴趣；革命不大可能吸引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例如在西方，他们是民主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经济制度使他们如此，而是这一社会环境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传统。
基辛格写道：“对共产主义的讽刺是，它所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罪恶——其中有许多确实如此——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扩大了，而且变得更难以对付了。”对工业制度——效率和生产率的强调，在共产党国家出现得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多。由于在共产党世界里，政治和经济的法权之间缺乏什么真正的分界线，基辛格把共产主义称为“工业时代的封建主义”。基辛格写道：“它（共产主义）的经理同封建领主一样，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他们的权威是他们的下属无法动摇的。”在“自由”的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地方——如当前波兰那样——自由化的压力通常来自一些传统的因素：教会、知识分子、农民和民族主义者。基辛格也不期盼普及教育能通过发展一种“批判精神”来产生“自由化”。基辛格认为自由只能通过说服或采取暴力才能获得。不用一定的暴力而取得自由，是罕见的。基辛格写道：“无论是强调说服或强调斗争，使社会得到改造的不是那种怀疑精神，而是对某些绝对信念的肯定。”教育本身并不能产生那种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行动的怀疑态度。基辛格写道：“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看，共产党政权与僧侣社会相像的地方，比它与现代民主国家相像的地方要多得多。教士团——即共产党——支配着一种相当复杂的教义。它信奉一种用自己的词汇制订出来的特殊的典章仪式。凡是不属这个僧侣等级的人，就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共产党统治阶层内部的那些人是把他们的争论当作教义斗争来进行的。当有反对意见发生时，它表现为对现存的正统教义重新加以诠释。这种情况几乎总是限于在有权作出政治判断的那个圈子里的人中间发生的。”基辛格解释道，分裂发生时，分裂多半是出现在党内；党因吸收了最有才干的人在内，可使自己不受某种类型的批评。基辛格写道，这是对民主的一种“讽刺”，虽然共产党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们是为大多数的人民拥护的，不管这种拥护是通过宣传、一系列的奖励，或者是压制一切不同意见而得到的。当出现重大争论时，这种争论很少来自下层；它通常是由任何一种正统教义所固有的那种弱点引起的，在这种场合下，除了把对手当作异端来对付外，是无法解决争端的。
基辛格并不认为共产党社会的演变是不可能的。然而，演变只有到后代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取决于三种因素：演变的起点、鼓舞人们参与演变的价值观念以及环境的压力。基辛格认为，新兴国家政治演变的前景是与苏联演变前景不同的。以为这些国家的演变都会殊途同归，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如果说西方期望苏联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演变的这些想法是太天真的话，那么，西方对新兴国家的想法也同样是太简单了。基辛格写道：“要想依靠经济发展带来开明的政治制度，这是颠倒了事物真正的次序。”他写道：“不管政治制度带来什么，工业化都将因而加强。”西方不愿把它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因为相信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些政治制度才是有用的。基辛格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写道：
除非我们能够使自由和尊重人的尊严的概念对于新兴国家有意义，否则，我们经常吹嘘的在不结盟地区同共产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就将是毫无意义的了。”
基辛格对这种挑战的困难毫不怀疑。新兴国家是通过对殖民国家的憎恨而取得统一的。现在，新兴国家不得不寻求更为积极的目标。它们之中许多国家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或语言；实际上，许多国家还没有统一。凡是社会内聚力极小的地方，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可能变得非常激烈。在这些国家里，反对一般是跟叛逆等同起来的；不少国家经常处于内战边缘。大多数人民所受的有限的教育以及经济上很低的生产率只能使困难更为加重。基辛格还看到了心理上的压力；他写道：“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在那些一无所有的年代里，就是靠在取得胜利后国家改变面貌的前景的鼓舞下支撑过来的。让他们在胜利的时刻交出权力，或甚至承认有放弃这种权力的可能，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们的一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