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知道自己从军备控制谈判中究竟想得到什么之前，混乱将始终存在。有些人赞成军备控制，因为他们以为军备控制将使两国腾出力量来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从事于经济竞赛。另外一些人认为军备控制可以降低赋税。还有一些人期望军备控制将促进苏联制度的演变。基辛格认为所有这些论点都是不妥当的。他也不相信，军备控制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放心地信赖苏联领导人。如果他们是要以信任的，那就不会如此迫切地需要搞什么控制了。在基辛格看来，经济上的好处并不会很大。视察制度将是很花钱的。经济发展并不依靠军备控制；即使仍旧需要大量的防务，经济计划也能够找到必要的资金。基辛格暗示，把军备控制作为省钱的一种办法这个说法，会造成由于错误的理由而制定错误的计划。军备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任何只想单方面得到利益的意图都会使军备控制失败。对任何协议的考验要看它是增进了安全还是减少了安全，是使战争的可能性大了还是小了。基辛格在军备控制方面看到感情用事的因素是这样突出，很不以为然。他说，简单的补救办法总是危险的。认为军备控制的失败将毁灭人类，现在是中止这种说法的时候了。基辛格写道，这种说法只能对单方面裁军增加压力，并使苏联对真正的争端更少感到兴趣。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相信美国是如此害怕战争，以致不惜一切来避免它，这只会鼓励苏联采取能够进一步瓦解美国斗志的行动。一个不怕美国的苏维埃大国决不会认真对待军备控制。基辛格写道：“看来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军备竞赛中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却是为军备控制提供推动力所需要的。”
军备控制是通向和平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基辛格反对把管理军备控制的新机构称为国家和平署。他解释道，在核时代，国家的一切政策——外交的、军事的和军备控制的——都与和平有关。基辛格写道：“如果我们要在军备控制方面得到进展，军事机构必须理解，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军备竞赛是一切安全形式中最不稳定的形式，而正确设想的军备控制一定会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许多热心于军备控制的人必须看到，热情不能代替精确性。很多情况都取决于具体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今后几年里，我们也许还有最后的机会可以用谈判方式把军备竞赛稳定下来，也许共产党的顽固态度会使我们最真诚的努力归于失败。但是，假如我们的失败也是由于我们拒绝正视这种挑战的重要性或复杂性，那将是不可原谅的。”
正如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一样，基辛格经常提到需要理论——也即需要正确的理解。美国对外界的认识是扭曲的。美国希望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正在发展变化，而它们最终将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特点越来越少，而关心物质享受越来越多。工业化被认为需要复杂的工艺技巧，而教育则被说成是培育怀疑精神。很容易相信，演变是肯定的，甚至在世界的演变过程中，美国还可能给予帮助。在所有这些分析中，基辛格发觉有一种含蓄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比共产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更为纯粹的一种马克思主义”。那些相信这种不可避免的演变的美国人，也相信在所有的政治变化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并不是期盼通过美国思想的输出来改变世界，而是那种变化着的经济的影响在改变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工业化需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美国的“演变论”就提出历史过程的终结是自由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共产主义利用它的哲学去“激励”人们作出努力；基辛格写道，“在西方，太多的人依靠历史来‘代替’努力。生存似乎成了首要目的；如果我们能活着看到这种发展，那么，一切都会如意。”基辛格把这称之为“听天由命，破坏人生目的和人们所珍视的信念的态度”。在西方，一点英雄色彩都没有；据基辛格看来，等待苏联变成“资产阶级”，这是一种相当可悲的策略。
基辛格对“演变论”仅仅报以蔑视，他一点也不信服它的真理。历史看来并没有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他不能发现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紧跟在工业化以后，或者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产物而出现的。在德国和日本，民主——就当前而言——是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结果。在更加传统的民主国家里，它是先于工业革命而存在的；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是在一个主要是农业的社会中发展的。基辛格看到，在十九世纪，人们认为政治上的自由造成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