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成这篇论文的。当他埋头研究这三个主要作家的著作时，他利用每一个作家来阐述他自己的哲学。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白地谈出来，但论文里却随处都含有他自己的哲学。这篇论文热情洋溢，见地独到，而风格又完全是别出心裁的。要反映这篇论文的质量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直接引用他的一些原话。从他的原话里，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基辛格和他同时代的大学生甚至和战后初期哈佛的其他大学生都不一样。正因为这样，举例来说，基辛格才会写出：“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既没有永恒的文明，也没有一种能完全实现的期望。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基辛格的这种对于生和死的专心致志的思索，不仅仅是对于他自己或他的家庭的遭遇，或对于甚至比他更为不幸的、在纳粹集中营里死去的几百万犹太人的遭遇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他所关心的是更为普遍的历史演化，而不只是二十世纪这个他所视为残酷而外强中干的时代里的衰退现象。基辛格写道：“虽然文化的衰微不能与肉体的衰老相类比，但它同生存的另一个问题，即觉醒过程，具有同一性。正如每个人的生命总是显示出他对世界越来越感到不足为奇一样，历史也总是表现出它对周围环境日益熟悉了解，表现出他对消除一切斗争的必然性所进行的一种疲惫的摸索，表现出一种为使人类在自然界不失去希望而进行的探求。”
正是这种对必然性的探求—即探求用技术来解决极端复杂的人类生存问题——使年轻的基辛格极为反感。他对那种他认为是用工程学来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毫不同情。在整整一系列强烈地表达他个人观点的叙述里，基辛格以嘲讽的口气谈到了那些自以为能够把一切事物归结为公式、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以及认为善意会消除不义和维护和平的人们。从他的上百句原话中，无论引用哪一句，都能说明他的论据的质量，以下几句是十分典型的。基辛格写道：“但什么是更荒诞的幻想，是黄金时代呢，还是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进步的信念？当人们对于在精神上遥远的自然的迷信解除掉了，而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的理智取代了浪漫主义的多情善感时，生活就显现为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狂热地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寻求治疗经济弊病的万应灵药，只能证明是内心空虚的表现。对这种内心空虚的人来说，必然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而不是精神状态。他们总以为只要再多一点知识，只要再多一个公式，就能够解决在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困扰。他们忘记了物质只能够打败那些不注重物质的精神因素的人。”
基辛格不愿生活在决定论者的阵营里，也不愿置身于那些主张意志完全自由的人的阵营里。他接受必然性的规律，甚至当他强调需要采取行动时也这样。他对这样一种使个人承担起责任的哲学怀有强烈的信念，这就是“理智揭露了客观必然性，揭露了因果规律的冷酷无情，揭露了能使人支配他的环境的种种连锁关系。（由于这种种的揭露，于是）人们就把生活当作仅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种态度，以为需要的只是技巧，就能获得成功。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是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如物理学家们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宇宙无边无际的远景，而这种远景甚至连十九世纪后期的愚昧的乐观主义者也是难以相信的。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基辛格关心的是行动，说到底就是关心单个的人。他写道：“但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因而，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仅仅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理性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去发展那种使内心体验变成可能的种种原则。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人摆脱他的最后责任，不能阻碍他对生活确定自己的看法，也不能使他自己超越于必然性之上…”
基辛格尊敬奥斯瓦德·斯宾格勒是因为他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斯宾格勒还认识得不够；基辛格写道，斯宾格勒“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显示出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