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辛格心目中，原子弹并未破坏拿破仑的“革命”世界。由于十九世纪初期的事件一点也不像当前发生的事情那样激起美国人的感情，因此那些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析的难得机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人都认为自己似乎是一个研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专家。倘若触及这个时期，就会侵犯到许多需要保卫自己利益的人的禁地。这批人靠坚持某种观点才维持了自己的声誉。基辛格无意去遭遇这样迎面的对抗。他感到还是去探讨没有太多的“保护者”（事实上一个保护者也没有）的人比较妥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基辛格是在创立一种分析方法；其独创性就在于这种分析方法坚持认为外交、战略和内政是不能分割的；但不仅如此，而且坚持认为政府高级人物的行动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基辛格完全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产儿，他毫不怀疑始终存在着第二种可能性。
第5章二论梅特涅与卡斯尔雷
为自己而作
亨利·基辛格在1954年初结束了他的题为《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的博士论文。在出版了他更为有名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之后，他的博士论文又作为一部专著正式出版，但这部书稿在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接受出版之前，曾被好几家出版公司拒绝过；这本书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发生了一次罢工，使该书无法运来美国，又拖延了出版时间。在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拖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外关系协会在接受了这个研究任务之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催促早日出版。此事经与哈泼出版公司商定，取得了保证；公司表示尽快出书。读过《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而能对基辛格的其他旨趣所在有任何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读了那本书以后认为也有必要读一下《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的人也不太多。不然的话，他们会立即注意到，基辛格在论述核武器的著作里，运用他对十九世纪初期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见识达到了什么样程度。基辛格充分利用了他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的那些岁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某些最重要的概念，就来自基辛格对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和政治所进行的长期的、几乎是悠闲的研究。
《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并非一篇典型的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它也一点不具备当时哈佛大学学位论文的特色。它事实上是一篇个人色彩很浓的文件—几乎是基辛格与他本人之间的一席对话。基辛格设法采用了一种不落俗套的分析方法——一种很容易被否定为稀奇古怪的方法——然后着手运用他的方法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跟传统上大多数对梅特涅、卡斯尔雷、维也纳会议以及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这个时期的分析是显著地相矛盾的。基辛格完全懂得为什么梅特涅的名声在美国学术界中这样坏——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反对人物来看待，在当代经典性的教科书中，有一本就称他是“自封的当代反动势力的代言人”，但是这些看法并没有使基辛格受到多大的妨碍（或影响）。基辛格不想为这个十九世纪奥地利最伟大的政治家恢复名誉。即使他准备这样做，他也不幻想这篇博士论文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基辛格的兴趣不在于梅特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在于梅特涅所不得不应付的那些问题。他之所以选择拿破仑时代，是因为他认为那个时代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相似。这本专门讨论梅特涅与卡斯尔雷的书，正如它的副题所表明的那样，实在是一本研究战争、建立和平以及保持和平的书。这些主题使基辛格感到兴趣，正是因为它们促使他去思考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以及在一个革命时代中，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研究十九世纪初期那几十年里与奥地利、英国、俄国、普鲁士和法国有关的行动时，基辛格十分专心地注意这些大事的寓意，借以理解二十世纪中期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德国有关的动荡的国际秩序。他注重尊重学术传统，避免过于明确地进行类比，但是在他头脑里这种类比思想从未消失过。
有些人会说，鼓励学生有这样的自由的高校制度总不至于一无是处。由于基辛格踏进了一所具有独特长处的大学，因而能够以非常奇特的方式探讨一个相当不落俗套的题目。但哈佛大学的长处几乎总是被人们说得不甚确切的。人们认为它的长处完全在于它有一批不同凡响的教授、无与伦比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对于这些设备的重要性当然不应加以轻视，但必须指出的是，像许多研究生一样，基辛格从这些方面获益较少，而从其他肉眼不太注意的方面到获益甚多。具体说来，基辛格获益于哈佛大学这个学术机构的自负与自信，获益于能够就那个研究课题向周围比他懂得更多的当代人求教，即使在他们懂得不多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就他的结论同他辩论。最后，他获益于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并不要求教授们卖弄才学，也不要求他们去介入对他们来说应该避免介入的问题。基辛格的学位论文不可能在美国别的许多大学里写出来，这不是因为别的大学缺少一个像哈佛那样超凡的图书馆，而是因为它们既没有那种传统，又不具备那种敢于让学生中的许多人随心所欲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