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辛格看来，那些关心和平问题的人中，能意识到它的复杂性的人极少。他们总是同词藻娓娓动听但没有多大分析价值的那些诠释性的方法相依为命。基辛格并不期待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找出一幅能告诉他美国人在同苏联人谈判柏林问题时应当怎样行动的外交活动的路线图。他不相信政治家或学者用这样粗鲁的和机械的方式就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他也没有把军事技术的变革想像得无足轻重；他的论点恰恰相反。然而，他确实相信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并非一切都已改变，假如能够明智地向历史文献，特别是向一次成功的和平谈判的文献求教，这对任何一个想更深入了解当代重大事件的人来说，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自己准备身体力行的就是这样。
基辛格不是非写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不可的。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另外一个题目，但也不是任何其他题目。基辛格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张可以使他从事学院生涯的证书而写作的。他是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因此，他觉得选择恰当的题目至关重要。基辛格在他的学位论文里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与我们当代的问题十分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
在他决定着手认真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以后的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基辛格开始发展了一种分析方法，后来他一直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连贯性在于它的大前提可以很简单地予以说明。这些大前提都首先假定在哲学上承认事物的不确定性。在基辛格的著作里，“模棱两可”、“嘲弄”、“前后矛盾”、“细微差别”和“悲剧”这些字眼经常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这些都不是别的外交政策专家所惯用的字眼。对于基辛格称之为“心理的”因素或成分的东西，别人也不准备给予重要的地位。基辛格经常使用“心理的”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他很有用处，就如“经济的”这个词对他的同事的分析方法很有用一样。对于基辛格来说，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心理学法则”他毫不在乎心理因素所带来的种种束缚。正好相反，他认为政治手腕是一门艺术，并且是一门需要精密考虑的艺术。他承认灵感的可能性——事实上是灵感的必要性——可是他并不把创造的能力和应付的能力混为一谈。
基辛格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在任何特定时刻，总有一定数量的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通常也是可以知道的；而其他国家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领导人。基辛格的兴趣完全是在这些有权力采取行动的人身上。他关心他们的信念，关心国家内部结构在他们执行外交政策时如何制约他们，还关心他们面临困难的抉择时怎样行动。基辛格把选择看作为整个政治执行过程的根本问题。对基辛格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某个特定的国家选定一个特定的政策，是出于这一个理由而不是那一个理由：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相信这是唯一可靠的方针；因为它的领导人急于考验对方的反应；因为国内舆论要求采取一个特定的政策；因为政治领导思想混乱，认为有必要制造假象，似乎这个国家看上去还有能力采取行动。
在基辛格看来，国家是真正的实体。它们的领导人也同样如此。因此，政治领导的质量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它将决定他们如何看待一个问题并怎样为此采取行动，同时也将决定整个国际体制怎样行动。由于基辛格研究了梅特涅，他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体制有了精确的见解，并且还为在这些体制内活动的国家联想到非常特殊的种种选择。他认为，决不能把外交政策同军事政策分割开来，而应当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他心目中，和平不能靠蓄意探求而获得，和平只是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必然的副产品。
基辛格最关心的正是探求这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把一些它们并不具备的长处和利益归于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假如别的国家违背了实际情况来看待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也不会得到宽慰。国家利益是同它们的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当然包括军事能力和经济资源在内，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政治领导的素质。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所作的研究，导致他强调国家力量的四大要素：卓越的政治和战略理解力；国内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联盟、中立或敌对—一以及领导的声望及其为达到既定目标本身具备的能力。国家不像一个人，我们不能说它有一个天然的寿限。国家的存亡问题往往是采取的特殊决定所产生的一种作用；我们一点也不能证明一次避开了的特殊的危机假如没有避开会危及国家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