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几段结论全面地总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至少总结了他在哈佛大学本科四年级时对历史的看法。他写道：
难道人注定要毫无把握地进行斗争和毫无保障地生活吗？某种意义上说确是这样。人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下保证。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技术来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那就是存在的命定性。但这种命定性也提出了挑战，它唤起人们的责任感，使一个人对他的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伦理标准总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存在于有局限性的个人认识之中。”基辛格认识到发现那些决定过去的某些特定事件的因素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坚信未来的不确定性，他写道：“过去是死的，这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最后，他写道
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任何人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那个时代的环境。过去可能会夺去现在的许多欢乐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布痕瓦尔德和西伯利亚劳动营的那一代人，就不会用他们的父辈那样的乐观主义谈话。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早已没有像但丁那样的运气。但是这仅仅描绘了衰退的一个事实，而不是衰退的必然性。人的存在，如同历史的暴行一样，是一个先验的事实。人的行动证实他的愿望，而人的愿望则来自于内心的态度，而不是对于周围事物的一种评价。诚然，这些可能是令人厌倦的时代。但为了使生命有意义，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不朽。对自由的体验让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的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内心宁静的自我直觉。”
政治系里评审亨利·基辛格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人们，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好。基辛格得到了“成绩最佳”的学士衔，在哈佛大学里持有这种荣誉的人是极少的。这种赏识既使他满心喜悦，也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希望坚持继续这种学习，即主要研究哲学思想，或者是政治理论领域里的哲学思想？或者，他是否应当考虑进研究院，从事一种与哲学毫不相干的工作？基辛格非常了解自己，认识到他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至少有助于弥补他自己认为他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大的缺陷。哈佛大学成了基辛格的大学预科，使他接受了充分的文科教育。他不是在青年时代（尽管他是早熟的），而是在能够充分领会指定给他的各种额外课本的成年时代接受这种教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优惠。1950年，基辛格二十七岁，他就打定主意为今后的职业作准备了。
基辛格公开表示的愿望是想当一名教授。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作为哈佛大学成绩最佳的毕业生，他在政治系里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便利：他不必参加所谓总考，而几乎立即可以考虑他的学位论文。这个系在允许学生选择学位论文的题目方面，素以宽容著称。许多学生都抓住一个当代问题作为论文题目。基辛格对这种选题毫不动心。他不去研究1945年以来国际上的重大危机，也不去探讨别的一些重要的二十世纪外交政策问题，却决定对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世界的秩序进行分析。他经过周密的考虑从而选择了题目。实质上他是在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所坚持的看法，即认为广岛标志着一个时代（当然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原子弹已经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关系，那么研究十九世纪的外交和政治岂不成了一种好古癖？基辛格持有恰恰相反的论点。他不否定原子武器的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他始终认为原子弹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又坚持认为历史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像他所引述过的修昔底德一样，基辛格认为现在虽然永远不会重复过去，但必然同过去相似，因此，未来同样如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确定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这些就是基辛格在他的整个大学经历中所关心的中心问题。
作为一个研究生，基辛格迅速地着手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全力研究。他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寄托着未来的世界和平及全人类的命运。正如他过去一度需要在某些理论和哲学问题上培养自己一样，他现在感到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培养自己。他是怎样进行的呢？他有几个方案可供选择：他可以在国际关系领域里选择一个有点名气的理论体系或模式，然后对它进行一种有批判的研究，对于这样的研究方式他已经显出本身具有的才能了；或者，他可以选择一个历史插曲作为一个实例进行研究，以评价某些个别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他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并仔细地挑选实例。他完全清楚为什么他想要在他的一生中花几年时间就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两个人物进行研究和写作，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对这两个人却都是索然无味的。基辛格所以挑选了这两个人，是因为他感到他们都曾为建立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他认为研究他们努力从事的事业，有利于他洞察他自己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即如何维持和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