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并没有说禁止核试验谈判没有产生过良好的效果。这些谈判迫使美国认真地对待军备控制问题。人们对战略理论与军备控制之间的关系终究有了较多的理解。基辛格认为这些都是很大的收获。但由于完全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象征性的目的——从理论上讲，已成为真诚希望和平的一种保证—大家忘记了最初并不是在完全禁试和毫无任何协议之间进行选择，而只是想在极为有限的基础上取得某种一致的看法。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一开头就懂得这个问题，就会把谈判分为两个部分。美国应当对那些可以进行视察的试验提出立即禁止的建议。禁止试验的其余部分则应作为更为广泛的军备控制协议的条件，这种协议包括停止核武器生产，削减核武器储存量，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防止突然袭击的视察计划。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就应坚持使用比目前的侦查方法更为可靠的视察制度。另外，美国本该单方面宣布以后不再作可能产生放射性散落物的试验。
所有这些本来都能够成为良好的开端；但却一件也没有做。那么，一个新政府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谈判究竟可以拖多久，应当规定期限。基辛格写道，如果没有一个确定日期，“其实际后果将同不受视察的暂停一切试验一样了”。美国有两种办法可以选择：签订日内瓦协定，尽管它有不少缺陷；或者沿着如基辛格提出的那些路线谋求其他安排。虽则他显然赞同后一条路，他认识到，至少在短时间内，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基辛格写道，苏联一定会动员世界舆论来反对美国；但到最后，美国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明智是会看得清楚的。基辛格期盼美国不要急于提出其他计划。基辛格写道，当日内瓦协定得到一致同意之后就应该努力改进侦查方法。基辛格还说：“如果我们在改进侦查的设备上没有进展，或者有了可能在核领域内发生惊人的突破，那么，提出的暂停试验在满期时不应再予继续。”他说，美国还必须好好建立它的常规武装力量。由于禁止试验会对反击局部侵略时不使用核武器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同时，由于人人都将反对可能破坏禁止试验的任何行动，因此，准备应付局部侵略战争的另外一种武装力量，就更加重要了。基辛格谈到了迅速确定军备控制谈判的下一步内容的必要性。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满怀信心地、精确地和负责任地”采取进一步步骤的能力。
基辛格认为人们对军备控制的研究过于粗糙，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基辛格写道：“在军备控制的谈判取得成功之前，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意识领域里整顿一番。”军备控制计划跟军事战略一样都会迅速就变得陈旧。工艺的变革使得经常有必要制定新的计划。在四大国拥有核武器时可能是有效的一个军备控制协议，而在更多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时就不会同样地有用。新武器必须在它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即加以控制，在那以后，就很难有多大作为了。
基辛格说，军备控制经常是更多地被人看成是感情用事的课题，而不是客观理解的课题。一个国家与潜在的敌人分享情报比之不让它的潜在敌人知道情况，可以更有效地加强该国安全这一想法—这是许多军备控制计划的一个中心理论——对那些从来确信保密是一种军事需要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要他们相信并不是任何一种工艺上的发展都会增进社会安全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破坏能力上保持某种平衡，或许能证明比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更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前景，这是另一个需要学习的理论。基辛格相信，在美国军事机构内部和西方联盟内部就军事安全诸要素取得一致认识，这是进行任何有效的军备控制的必要前提。有一个一致同意的战略理论，则是一个首要条件。
基辛格写道，如果在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中有一个极端是把安全与物质力量等量齐观，那么，另一极端也同样是绝对主义的。那些信以为军备控制可以代替美国谋求安全的努力—而不仅仅是这种努力的补充——的人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据基辛格看来，这两种极端都失去了理智。在军备控制方面经过周密考虑的论断太少了。美国在会议即将举行之前在压力下所提出的建议，一般总是一些适应临时需要的东西。1958年11月关于防止突然袭击的谈判和1960年3月的裁军会议的建议，都是由一个在会议即将举行时组织的专门委员会草拟的。没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能在六个月内妥善处理这样复杂，特别是意见如此分歧的问题。政策都是临时决定的；提出这些政策的人也毫无信心。基辛格写道，苏联人对这些问题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理解，但不能以他们的无知为理由来原谅美国的混乱状态。总之，大家从来没有弄清楚，他们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企图使西方士气低落，使西方单方面解除武装，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这一点始终是可能的。美国所关心的必须是，制订认真和具体的、可以增进美苏双方的安全的计划——基辛格坚信，这是任何负责的纲领的实质——并且应该有绝对的信心，倘若这些条款遭到反对，这是因为苏联对达成协议没有真正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