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继续生产的一方不仅能在数量而且能在技术的精湛上压倒对方。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能力制定一个极为严密的制度来监视停止核生产”。基辛格解释道，这个视察制度必须比那个用于禁止核试验的办法好得多。然而，除非可以进入苏联领土进行定期视察，否则，不会有效果的。
基辛格在考虑与禁止核试验有关的问题时，提到了那场争论的情绪特点。1956年艾德莱·史蒂文森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曾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讪笑，其理由是这个建议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两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根据仅仅一次的试验—即所谓雷尼尔山的地下爆炸—就决定禁止核试验的办法可以试一下。曾召集过东西方科学家会议来确定监视制度是否可行。尽管这次会议原该提供技术资料为此后政治决策之用，但美国甚至在召开政治性会议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切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都暂缓进行。暂缓试验的期限是两年。基辛格写道：“在这期间，技术会议的大部分结论证明不是过分乐观，就是根本错误的。”他继续说道：“但奇怪的是，基本立场竟没有受到新的知识的影响，人们提出一些别的论点来代替旧的论点，以维护其顽固的立场。”像基辛格所解释的，把有一个视察制度存在这一点，看得比这个制度是否合适更重要了。逃避视察的行为所得到的好处据说是极其有限的，以致冒一下“可以预计的风险”，似乎根本称不上什么冒险。
总之，许多人认为苏联是没有欺人之心的。他们从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这样肯定。基辛格看到，很多好心肠的人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和苏联不能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取得协议，那么，有关有效的军备控制的一切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对核试验的态度已成为一种对“诚意的考验”，而禁止核试验被当成是必要的第一步，其他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它的倡议者说，禁止核试验只会用来加强“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可能正是认真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的、比较负责的人员的地位”。当有人提出禁止核试验会影响“干净”的炸弹的发展时，人们就说这是个无足轻重的损失，而置之不理。核战争，望文生义，就必定是恐怖的，任何减少它的恐怖程度的企图都是欺人之谈。禁止核试验的倡议者说，不可能有什么“干净”的核战争；那种幻想必须抛弃。至于可以通过试验来发展所谓反弹道导弹系统，主张禁止核试验的人担心这是否做得到。他们对改进战术性核武器不感兴趣；在他们心目中，“有限”的核战争可能会变成全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制订尽可能多的制止任何战争的禁律。基辛格写道，如果禁止核试验倡议者的话是可信的，那么，通过禁试，关于无核国成为有核国的问题亦将随之解决，和苏联合作的视察制度将有利于产生一种乐观气氛。基辛格对此显然是怀疑的；他写道：“想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开一个头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禁止核试验可以作为其他协议的典范，则是调和的想法。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一种不适当的控制计划偏偏不应该成为另一种不适当的控制计划的典范。正因为在停止或放慢军备竞赛方面开一个头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样一个开端会把我们带到什么方向去。对于视察制度的效能和禁止试验的政治含义，完全有严肃对待的必要。”
基辛格研究了监视核爆炸的主要困难所在。他认为，一千吨以下的普通地下爆炸是难以觉察的。一千吨以上的“聚合”爆炸将跟数百次其他自然界的爆炸一样，需要有一个固定数目的“自由”视察的制度。裂变爆炸可使十五万吨以下的爆炸有逃避察觉的可能。其他的逃避方法还有，如在高空中试验或在海洋里试验。基辛格谈到人们经常“为一种视察制度作无谓争吵，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对应该监视的许多逃避行为是无法发现的”。基辛格写道，人们尽管已承认这种制度的不适当，但却不愿承认失败。美国唯恐这样做会使人家把破坏谈判的罪名加到自己身上。基辛格认为，一种控制制度一旦建立以后，不会有很大力量敦促苏联去改变它。他并不自以为知道苏联的目的，但他感到延缓试验将可能成为永久的禁止试验。基辛格写道：“条约一经签订，反对恢复试验的政治和心理压力将是非常巨大的。”
基辛格承认不可能有极简易的控制制度这一事实。要设计出一个能够防止一切违约行为的视察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设想苏联在逃避禁试时被抓住了，并且苏联的宣传机构也没有指责美国同样在那样干，借以把情况搞混，美国对此又能做些什么呢？基辛格暗示的回答是：毫无办法。基辛格和那些认为美国那时可以自己恢复试验的人相反，他详细谈到恢复试验的种种困难。那时候试验人员可能早已被遣散，而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是困难的。很明显，苏联人不会规避协议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着。基辛格说，如果他们遵守协议，这不是由于控制制度给他们造成了相当的障碍，而是由于进一步试验并不会得到战略上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