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考虑到了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即将受到进攻时所可能采取的几种方案。他认为可以有四种选择。该国可以等待袭击，并依照袭击的规模准备报复。基辛格解释道，只是在自己的报复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时，这种选择才是有用的。另一个是，这个国家可以加强自己的报复力量的准备状态，使侵略者不能从发动突然袭击中得到好处，因而放弃袭击。第三，这个国家可以发出最后通牒，坚决要求对方放弃袭击。最后，这个国家可以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基辛格认为第一种选择最安全，第三种选择最危险。
如果基辛格对防止突然袭击的视察制度的作用保持很大怀疑的话，他对视察制度在使敌对报复力量保持稳定方面的作用却没有什么怀疑。但是，问题在于一个视察制度怎样才能查核出具有机动性的武器系统的规模，以及这种视察制度怎样能够和他所主张的单方面努力使武器的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增强的措施协调起来。基辛格知道这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没有办法低估的。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计划，它要求每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承诺在某些地区不设置报复性武器，而把所有这些特定数目的武器都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对那些无原子武器的地区可以随时进行视察；其他地区则可以定期视察（如每年两次）。基辛格认为，这样一个制度“在维持均势方面可能是有效的，或者至少可以把逃避规定的行为有效地限制在不让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优势的范围之内”。
基辛格相信，万一由于偶然事件或错误估计而威慑作用失效时，他的这个计划还能为平民提供最大的保护。因为突然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必然是敌人的报复力量，如果开始就集中攻击城市，而对报复力量却丝毫不加触犯，那么，这种进攻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基辛格写道：“就达到讹诈的目的而言，对方的平民活着比死亡更有用。因此，只有在认为人口中心地区藏有报复性武器时，才可能对这些地区进行突然袭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平民居住区都应该设在非武装的地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以陆地为基地的报复力量的机动性就不可能了。因为城市一般是主要公路和铁路网的枢纽。而且，把所有城市都归属于听任视察的地区一类中，这必然会使苏联拒绝这一建议。某些城市将不得不处于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状态；它们将是原子时代的“设防城市”。
基辛格还写道，需要设计一种“提供确实证据的视察制度”，它“不是提供每一方想要掩藏的东西，而是提供每一方极愿意让对方知道的情报”。双方可能很想使对方了解它们不是在准备进攻。基辛格写道，特别在危机时期，双方都应该拥有交换和核实情报的手段，这点是很重要的。必须避免由于差错而撞进一场全面战争，要尽一切力量“明白地和令人信服地使对方安心。”基辛格提到需要在华盛顿和莫斯科设立西方和苏联的联合办事处，并配备它们自己的专用通讯设备。他描述了在西方一苏联或联合国主持下的各种机动的特别监视小组，这些小组经过培训，能够很快地前往出事地点，核实一方愿意让对方知道的情报。基辛格坚持认为，新的工艺只有在政治上发生像在科学上那样惊人的革新的情况之下，才能为人们掌握。
如果在对付突然袭击问题上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那么，在处理局部侵略上就更没有什么办法了。在基辛格看来，那种认为全面裁军将保证世界和平的观念，是苏联宣传和外交上所巧妙利用的几种万应良药之一。一个全面裁军的控制体系必定要有这样一种复杂形式的视察制度，仅以美国来说，就需要约三万名训练有素的专家。基辛格认为，把这么多的视察人员派驻在其他国家，并且还要交出传统地认为是国家主权重大要素的控制权，这些事情本身将提出一些至今还没有很好考虑过的问题。
如何解决逃避规定的问题，或者甚至怎样给逃避行为下一个定义，都是相当困难的。基辛格怀疑裁军的意外后果之一—即使裁军情况是受到视察的——是否会是社会的军事化。基辛格写道：“在全面裁军和面临对方有逃避规定的威胁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的最佳办法是把传统上认为是国家生活中的民事方面加以军事化。”如果很难把生活中的民事方面和军事方面区别开来，那么，视察就会变得极为复杂，或者毫无意义。基辛格怀疑如何才能确定一国国内合法武装力量的大小。难道有些国家不会夸大它们的内部不稳定形势，以此来说明它们军事力量的较高水平是合理的吗？基辛格能够看到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人们怎能知道某种产品是供民用而不是供军用的呢？是否一切可能用于军事的产品都应禁止？基辛格认为，全面裁军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把威慑均势稳定下来这一点上，存在各种困难。一次相当小的违反协议的行动，就能取得某种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