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依赖个人”的另一面就是那种“把外交同关于苏联国内形势发展的假设联系起来的倾向”。有一种信念，认为在苏联领导人方面“改变主意”，或是苏联社会发生根本变化，或是两者同时出现时，和平，作为事物“自然的”秩序，是能够获得的。西方真是煞费苦心地试图证明苏联已经真的改变了，而赫鲁晓夫本人就是这条新路线的“首倡者”。很多人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袖不是那样通情达理，如果跟赫鲁晓夫合不来，那只会使这些人出来掌权。新的斯大林主义据说就是威胁；赫鲁晓夫被描绘为保障安全的人；而西方漠视赫鲁晓夫将是愚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惯常的做法仍旧存在，当时斯大林就被那些想表明同他关系密切的正确的美国人说成为爱好和平的人。基辛格写道，现在则正在为赫鲁晓夫说同样的话。由于共产党人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改变过去的侵略性扩张主义而采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办法，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苏联利用这种局势为其本身谋利益。他们有时发表好战的声明，有时又发表听起来调子较为和平的声明；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用退回到比他们原来的出发点仍然前进了一大段的地位上”的办法，赢得了“愿意和解的声誉”。基辛格尽管愿意承认在苏联社会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对较为和平的路线感到兴趣，但他怀疑，热衷于抓住苏联的每一个很微小的姿态，到头来是否会利少而弊多。在他看来，譬如，西方在赫鲁晓夫面前所表现的近于懦弱的姿态，并未起到减弱苏联不妥协态度的作用。基辛格写道：“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能够按照个人主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苏联的统治阶层中，没有任何人，不管其信心如何，能向他的同僚提出一种纲领，并向他们证明他正在谋求一种抽象的善良愿望。我们对个别苏联领导人的自由主义性格揣测得愈透，我们就愈益迫使他们要采取各种行动来向他们的同僚和盟国表明他们思想意识的纯洁性。”
基辛格也对那些认为美国可以主要通过外交活动来加深苏联和中国的分裂的人的想法表示怀疑。如果发生这种分裂美国应该加以利用，他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出现分裂，同提出应该采取某些行动来促进分裂的主张究竟还相差太远。共产党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怎样，不应该是美国所关心的。美国倒是应当把时间花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上。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真想解决问题，谈判将证明这一点。如果苏联为结束冷战所提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上的伎俩，那么，目标明确的外交应当能够使苏联的欺诈暴露无遗。”
人们告诉美国人说，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以接受的”建议。据说，外交上的僵局必须用新的倡议来打破。一种妥协的愿望被看成是外交活动中至高至善的表现。基辛格认为，这些论点之所以可取，无非因为美国谈判的全部经验是在商业方面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商业经验会在国际外交上有何用处。基辛格反对那些老是主张接受对方认为合理的议程的人。他希望美国有和解修好的精神，但这并非要求美国没有自己的打算。经常提出新的倡议，不是美国的责任。美国也不必表示，如果第一个建议被反对掉，它马上会提出另一个建议。在那种基础上开展的谈判决不会是严肃认真的；这样也不会促使苏联慎重地对待具体的建议；他们会经常等待美国让步。基辛格也反对那种认为一般应该从双方原来的立场之间谋求一种妥协的想法；这会导致各方在开头时提出无法接受的建议，因为他们清楚这些建议还会后退。基辛格写道，对民主国家来说，提出一些极端的建议是特别困难的，一般公众很少会支持这种建议的。如果要通权达变，那么，开头时提出“最高”要求，随后再作出让步，那还讲得通。然而，如果这些建议是与国家的要求相一致的话，它们是不可能经常改变的。基辛格认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如果一开始提出了某个纲领，不管它怎样合理，继续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也会被斥为缺乏灵活性。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准备削减的纲领，那就会被谴责为强硬和不妥协。
基辛格说，把磋商的技巧与目的相混淆，造成了“外交上的争论局限于西方最感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提出来的，而西方感到不得不谈判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任何一条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能忽视，只要苏联准备谈判任何问题，那就应视为‘令人鼓舞的’。相反，西方却不能提出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因为，据说我们决不应当提出‘不能接受’的建议而破坏了信任的气氛”。基辛格写道，在这种情形下外交成了“苏联政治战”的一种形式。只要苏联认定什么是可以讨论的，全世界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国际纠纷的现象上，而不是集中在造成纠纷的原因上。这些谈判讨论的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不是讨论所以会形成这一组织的苏联的敌对态度；是讨论刚果或古巴问题，而不是讨论匈牙利、西藏或东德问题。基辛格写道，这样的外交只是助长了一种幻想，认为冷战是可以通过一项宽宏大量的声明来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