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怀疑，“西方未能设置灵活而有目标的外交的真正障碍，是否在于缺乏一种道义上的自信”。他担心人们不愿意在道义上加以区别以及不愿了解赫鲁晓夫的真面目；西方某些人愿意把俄国领导人和阿登纳混淆起来，把两者都作为不好对付的人看待，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根本性错误。他批评有些人认为信心与谈判不能并存。这些人通常对西方的评价过于苛刻，而对苏联的评价则太宽容，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传统的立场了。基辛格写道：“把我们在道义上的缺点和苏联集团在道义上的缺点同样看待的倾向，使西方在内心失去了有效地进行谈判的自信心。这就导致一种愧疚的政策。”
基辛格相信，只有在苏联领导者确信“他们不能利用西方的和平愿望来挫伤其士气时，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才有可能达成”。假如他们认真地谋求一项解决办法，他们有权利期望看到西方是“灵活”的和“愿意和解”的。基辛格希望西方放弃那种猜测苏联是否已经真正改变了的游戏；对西方来说，更为重要得多的是：明确自己的目的，而且用既不危及西方安全又不否定西方价值的观念的方式来确定这种目的。基辛格写道，倘若做到了这一点，西方在谈判中将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基辛格认为，军备控制看来是一个可以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认真谈判的“明显的课题”。基辛格认为有四个主要方面需要达成协议：突然袭击，局部侵略，核扩散问题和核试验。他说：如果“双方不能提出具体的、认真的计划来表示这种厉害上的一致，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希望就很小了。”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协议可以代替解决冷战的政治原因。基辛格解释说，军备控制措施能够“改善”而不能消除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气氛。这些谈判将是漫长的，要依靠详尽的、慎重的和客观的研究工作。这些谈判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西方决不应该想像一切都依靠这些谈判。基辛格写道：“军备控制固然是人们所热切希望的，但决不可持有没有军备控制就一切都完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基辛格从考虑“突然袭击”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经过五年之久断断续续的谈判之后，还没有恰当地确定下来。他认为控制的方案可归为三大类：减少进行有意识袭击的动机的措施；减少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动机的措施；减少由于情报失误而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性的措施。很明显，最后一类指的是“意外战争”问题。基辛格认为，有两项措施可以制止进行有意识的突然袭击：减少以突然袭击取胜的物质力量；一般采用视察制度来减少进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按照基辛格的看法，完全取消核武器储存和报复力量的建议本身会有一种促使逃避规定的因素。例如，在实行完全解除核武器的情况下，违反协议的国家甚至仅仅暗藏五十枚核武器，就能占有绝对优势。他对禁止一切运载系统的建议，也并不给以很高评价。在这种办法下，所有的导弹，包括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将被禁止。基辛格解释道，仅靠视察的办法，是无从判断一枚火箭的射程的，而且，由于固体燃料导弹的发展和核弹头重量的减轻，很多目前被认为是防御性或射程很短的导弹，都可能供进攻之用。飞机的情况同样如此。基辛格可以预见到，在某些运载工具全部裁撤的情况下，普通的民用运输机甚至小型单翼飞机也可以携带热核装置。他解释道：“在核武器储存的增加已达十五年和导弹的发展将近十年之久以后，简单的补救办法已经不再能起到作用了。”
基辛格认为，任何对付突然袭击的控制系统需要有两个目标：侵略者必须认识到他的成功机会是极其微小的，防御者一定要尽可能使自己处于挡住攻击和破坏的地位。根据基辛格的意见，为了减少遭受攻击和损害的可能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也许会引起误解，并被对方认为是威胁性的。因此，只要有选择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一种不会引起误解的防御措施。基辛格写道：“如果目标是求得稳定，那么，协议的军备控制计划必须与单方面努力提高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的能力相配合。”他说，这种计划的目的“应当是确定两支对立的报复力量之间的稳定均势，然后再建立一种控制制度来保护双方，防止对方破坏规定”。
在原子时代，战争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一支很小的、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报复力量，可能比一支较大的、保护周密的力量可能更容易增加战争的危险。一支小的武装力量可能促使对方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基辛格解释说，任何军备控制计划的首要目的，都是消除有意识攻击的动机。当双方都已发展了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的报复力量时，才有很大的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所谓“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但目标应该是尽可能达到这个地步，既保护自己的力量不受攻击，并让那些准备侵略的人难于推算情况。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力量是最容易招致对方袭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