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为了进行最高级外交活动而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极端愚蠢的。”以为只有国家首脑才能解决棘手的争端，这种说法没有被经验所证实过。基辛格认为，那些使世界分裂达十五年之久的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大可能在几天之内“由一些弄得心烦意乱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会议中”获得解决。他甚至对民主国家如此重视少数领袖的权威作用，是不是符合国家的利益，也感到很难说。基辛格嘲笑那种以为赫鲁晓夫可能会把他与西方领袖会晤的前景看得十分重要，而放弃一些具体要求的想法。基辛格坚持认为最高级会议是冒风险的事。跟人们的想法相反，最高级会议的即将召开不一定能对不妥协态度起制约作用。事实上，在接近最高级会议的那段时间里，双方一般都急于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明各自的立场。基辛格认为这种手法是个人外交的特性所固有的；他说：“当国家首脑是主要谈判者的时候，他们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这是他们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把他们个人的威信做赌注，使任何让步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丢脸的表现。正是这种“回避具体东西，倚重个人性格，和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靠一次漂亮的姿态来解决的看法”使苏联人赞同这样一种外交方式；他们可以利用它来破坏西方的斗志，把失败说成是仅仅因为个人性格的冲突所引起的。
基辛格坚持认为把形式和实质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最高级会议尽管具有某些好处，它也带来一定的风险。基辛格把这种会议的主要长处列举为：参加者一般有权解决争端；他们能够提出新问题，指出新方向，而且行动较快。最高级会议的一大弱点是所作的决定不能轻易地被否认。基辛格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些可能在某一天需要在使用热核武器的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又必须是谈判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一次最高级会议虽然可以带来达成新协议的希望，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分裂的危险。基辛格担心，国家的首脑们可能全神贯注于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制订政策。按照基辛格的看法，以艾森豪威尔为例，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里，他就在会议上花了大量时间；而当他实际上不是在参加会议时，他就是在为会议作准备或者在会后作休息。基辛格写道，这样的外交可能适合于独裁政权，但它不适合民主国家。同时，他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有助于制定建设性的长远政策。这可能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有效办法，但是基辛格问这样取得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而且，到最后，这段时间是否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呢？
据基辛格看来，首脑外交把达成协议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首脑们愿意相信，他们的作用是在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将有助于改善一般的形势。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花费在找寻可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多么微小——上的心血，要比用来把握住引起紧张局势的争端上的心血更多。”一些不重要的问题解决了，而重大的问题则搁置一边。有一种巨大的诱因在促使他们表明会议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基辛格认为，这样的会议对结束冷战来说，几乎毫无贡献。事实上，只能使冷战持续下去。基辛格说，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的巴黎会谈的议事日程，暴露了最高级会议方式的全部缺点。这次会谈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讨论两国人员的相互访问、核试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基辛格写道，在这几个问题中，“有些是可以相当轻易地得到解决，毋须国家首脑操心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些则十分复杂，因此一次最高级会议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拖延决定的手段。”基辛格认为人员交流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这种事情国家首脑不必过问。他认为，把文化交流说成是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把文化交流大大地估价过高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要靠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国家首脑不大会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军备控制是如此复杂的一个课题，最高级会议最多只能发表一项承诺以后作更详尽的研究的一般性声明而已。至于柏林问题，基辛格认为“苏联如果能永不挑起柏林危机，那它对和平所作的贡献，就比坚持为此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要大得多”。
基辛格认为要不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道义问题。他对那些看来是以建立良好愿望为首要目的的最高级会议特别抱有戒心；他认为应该避免召开这种会议——此类会议只是掩盖了没有协商一致的政策这一事实。基辛格写道：“政府首脑经常作没有明确的计划或目标的国际旅行，这不是政治家风度的表现，而是恐慌的征兆。”对最近的那次巴黎最高级会议，基辛格持特别严厉的批评态度；他写道：“所以以巴黎的大失败而达到顶点的外交活动，其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一点，是那种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捞一票的态度，是那种没有目的或概念而进行谈判的办法。”基辛格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为公正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就能有信心地进行谈判。如果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那么任何一级的外交活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